赵宇湘（右）给任明耀（左）看以前的老照片。

　　拾

　　瘟疫和屠杀

　　这个他们住了多次的村庄，安静得可怕。几乎家家户户大门紧锁，好不容易敲开一家，女主人红着眼睛来开门，盯了他们半天，没说话。他们往里一看，堂屋内竟停着一具尸体。

　　他们吓得打了个寒颤，一时竟话也说不出来。

　　“快走吧！”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背后冒出来，“这里不是你们留的地方。”

　　这是一位好心的老大爷，他说，村里最近发生了瘟疫，已经死了１０多人，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都有。他劝这些孩子，万万不可在此久留，更不可饮水进食，务必趁着天色尚未太晚，赶快再往前赶２０里路，到下一个村子去留宿。

　　孩子们的心一沉，瘟疫意味着什么，他们很清楚。学校发生过疑似病例。据校友吕昌祥的回忆，１９４４年，读高二的他和另一名读高三的学长接连发病，突然间高烧、昏迷、奄奄一息，因为高三的这名同学之前去过浙闽边界鼠疫发病区，再从症状判断，高度怀疑是鼠疫。

　　恐慌顿时笼罩着整个校园，赵校长当机立断，将吕昌祥转移到校外的文昌阁，一边让校医诊治，一边派人悉心照料，还送去了火腿、面条给他补充营养，同时又做好了停课和疏散学生的准备。所幸，昏迷了一天一夜后，吕昌祥醒了，并逐渐康复，疫情也没有扩散。

　　而这一次，孩子们又误打误撞进入疫区，吕季芳等人倒吸一口凉气，再往前走２０里，意味着１０里上坡，１０里下坡，那晚没有月亮，怕招来土匪又不敢点火把，最糟糕的是，他们中有好几个同学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而患上了夜盲症……

　　最后，他们商量出一个方案：一部分身强力壮、胆子大的同学打前锋，先到达下一个村子，为大家准备好食宿，如果遇到土匪，也可以及时回来报信；后面也留几个男生保驾，以防万一；其余的同学结伴而行，尤其是夜盲症的同学，必须有两个人保护，大家相互照顾，不可以拉开距离……

　　那一晚，大家走得步步惊心。吕怡芳牵着“夜盲”同学的一只手，每一步都要告诉他，这是平路还是台阶，后面的另一个同学，扶着他的胳膊，防止他踩空或摔倒；下山时也是这样，三个人相互拉着，一步步往下探……

　　他们不知道走了多久，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会吓得蹲下来。所幸，大家都手拉着手，陪伴和鼓励，一点点战胜着恐惧。终于，远远地，看到星星般的灯火在树丛中闪烁，那就是村庄了。再往前，他们看到打前锋的远远地迎出来……

　　但是，这远不是最可怕的经历。

　　吕怡芳毕业考试后，回家探望母亲，同行的是请假回家的地理老理俞易晋。有一晚，他们借宿在山脚下的一户村庄里。第二天天还没亮，主人就急匆匆地把他们叫醒，说日本兵带着军犬从北边过来了，催他们快跑。

　　远远地，已经能够听到狗叫声。他们跟着主人一路往外，钻进了路边的麦地。当时冬麦只有一尺来高，他们只能在垄沟里匍匐前进，好在天未大亮，加上山间有薄雾遮着，才未被发现。等他们爬到南边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一侧头，从麦子的隙缝中，看到１０多个日本鬼子牵着两只狗，进了村子。

　　很快，村里鸡飞狗叫，还夹杂着一些人的吆喝、哭喊和惨叫声，继而还有零星几声枪响。躲在麦地里的人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但他们还是鸦雀无声，连婴儿的嘴，都被大人死死捂着。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日本兵才原路撤走，村子渐渐平静下来。见到有人跑了出来，吕怡芳和其他村民才慌慌张张地往回赶。她看到村舍周围，满地的断篱和柴草，还有死狗和死牛的残骸，一片血污。有人在凄惨地哭叫。据说，有两三个壮年汉子被枪杀了，还有一些妇女被奸污。他们借宿的那家，４０多岁的女主人留守，被割去了乳房，胸前血红一片……

　　那些场景，永远留在这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女孩惊恐的眸子里，成为困扰她多年的梦魇。后来，沿途村庄，类似的事情屡屡发生。那年冬天，很多学生都没敢回家过年。这种恐惧一直延续到１９４５年９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拾壹

　　被改变的乡村

　　宁波中学要回迁了。但这７年里，学校附近的山村，却不再是原来的封闭模样。知识的力量，在改变寒门学子命运的同时，还悄然影响着这里的一切。

　　回首往事，赵宇湘无限感慨。他说，他和赵校长是本家，两家只隔着一条巷子，但家世却有云泥之别。人家是书香门第，而他祖上四代都是文盲，只有自己小时候读了几年书，识了几个字。如果不是宁波中学迁到了家门口，他根本不可能继续求学，也不可能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赵宇湘后来成为富阳中学的高级教师，桃李满天下的同时，还把一个儿子培养成杭州日报原总编辑。

　　类似的故事有很多。１９４０年，在离太平村10多里的博济镇楼下村，有一名叫吕灿仁的学生刚刚初中毕业，因家境贫寒，不可能去外县上高中。适巧宁波中学已在太平立定脚跟，正大量招收学生，他有幸与不少同学前往太平，考入了该校高中部。

　　１９４３年毕业后，他和同学结伴步行１０多天去浙南的云和县（时为浙江战时省会）报考大学。当时江浙闽皖的考生很多，录取率仅十分之一左右，但宁波中学毕业的考生，多能如愿考中，然后可公费读大学。后来，他成为天津大学热能工程系热能研究所博导。

　　多年后回首往事，他认为上世纪40年代，嵊籍子弟有机会进入高等学校的，大多受惠于宁波中学，估计数以百计；若加上读初中而受惠的则在千人左右。

　　此外，宁中师生曾做了不少利民的好事，比如举办夜校，教农民群众识字，一时参加夜校学习的达百余人；当时，太平村只有泥路，一到下雨就泥泞不堪，村民干脆赤着脚走。学生来了以后，在老师的带领下，挑沙铺石，把路修平了，大家开始习惯穿着鞋走，更加平稳方便；宁中为宣传抗日救国，曾组织歌咏队和演剧队，在太平、长乐等地演出节目，激发农村群众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据校友回忆，当时戏台下观众义愤填膺，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赶走日本鬼子”等口号……

　　点滴改变，无声无息。当越来越多的农村学子走出大山时，文明和进步的种子留了下来，生根发芽。

　　拾贰

    宁中回迁

　　１９４６年春天，赵仲苏履行了７年前的诺言，省立宁波中学终于再次回到了奉化江畔。

　　约８０亩的校园，一片荒凉，大部分校舍已被日军炸毁，只剩下一堆烂砖瓦砾，周围杂草丛生。

　　只有一幢两层的教学楼还保持着原来的模样，但走进去一看，就会发现那只是一个空架子，除了砖墙和屋顶外，那些门窗、地板、横梁和楼梯，还有东北红松做的横梁，都成了日军“三光政策”的牺牲品。

　　但是，这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教具仪器无恙，学生和老师无恙，经过近１０年的风雨兼程后，他们平平安安、完完整整地回来了。

　　学校搬到大皿的时候，柴毓珩曾被家人接回宁波，１９４６年，她重新插班进入母校。在满目疮痍的教学楼里，她又看到了那架老钢琴，外表斑驳陈旧，却不失庄重，它像个久违的老朋友一样，安安静静地站在房间一角等着她，四平八稳，不离不弃。

　　之前的那些艰难困苦，仿佛一下子随风飘散。

　　她忍不住上前弹奏一曲，音色依然铿锵，弹着弹着，满脸是泪水。

　　不知何时起，赵校长已经站在她身后，含笑点头：“你回来了呀。”

　　多年后回忆，她写道：我想，还有什么是克服不了的呢？

　　果然，在全校师生的努力下，一切慢慢走向正轨。

　　一年又一年，回到宁波的孩子陆续毕业了，他们挥泪告别，走向了各自的人生。

　　赵慧媛考上了南京的大学，毕业后没多久，她就放弃了南京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带着丈夫和还在襁袍中的长女，回到了宁波。当时，原来在宁波中学任教的王文川老师担任慈湖中学校长，急缺老师，他们“临时”回来帮忙。只是，这忙一帮就是数十年。

　　受赵校长影响，同样成为教师，一辈子教书育人的学生有很多，比如富阳中学高级教师赵宇湘，宁波二中高级教师郦仲瑜，绍兴稽山中学校长裘敬熙、杭大中文系教授任明耀、西安交大副教授周宗湘……

　　楼思仁和柴毓珩后来都去了台湾，一个做了银行高管，一个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女作家。此外，成为各行各业专家、学者的校友举不胜举，比如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义遒、经济学家胡祖源、著名防化专家商燮尔、节能专家尹锡勋、天津大学热能工程系热能研究所博导吕灿仁……（下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