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夕，阎宝航夫妇与子女们在南京合影。

　　（上接01版）

　　“阎家老店”在那个年代所扮演的角色远不止救济，作为东北抗日救亡活动大本营，不少抗日爱国人士常光顾这里，包括沈钧儒、陶行知、范长江、李公朴等。

　　此时，阎宝航仍活跃在国民党高层，除任国民军委会政治部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外，他还曾任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等职。

　　以其特殊身份作掩护，“阎家老店”成为中共南方局的重要活动据点，同时成为革命者的庇护所。

　　在阎明复童年的记忆中，家里二楼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颇为神秘。每次周总理来，总会到密室里和父亲打牌，第二天早上，都是由母亲打扫房间。“当时我很奇怪，家里有人做饭，有阿姨打扫卫生，我说妈妈你何必去倒这个痰盂呢？妈妈说，举手之劳么。”

　　阎明复后来恍然大悟，母亲担心他们密谈会留下碎纸片等痕迹，要亲自打扫干净才放心。

　　这段时期，阎宝航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从事党的情报工作５年，却从未暴露。

　　将4个孩子送到延安 活动被特务详细记录

　　１９４１年，大女儿阎明诗从延安归来，对外声称患肺结核回来治疗，实则担任国际情报工作的译电员。多年后，阎明诗丈夫曹酉向阎明复回忆：阎宝航交给阎明诗的情报，都由阎明诗译成密码，用药水写在手帕上，交到秘密电台。

　　国民党特务的频频骚扰让全家烦扰不堪。１９３８年起，阎宝航陆续将４个孩子送到延安，这在国民党高层官员中非常罕见。包括何应钦在内的一些国民党右翼人物指称阎宝航是共产党。

　　此外，重庆卫戍司令刘峙、军统的戴笠、康泽以及中统的徐恩曾都曾找阎宝航“谈心”，却找不到确凿证据，而阎宝航与国民党上层的渊源令这些人不敢轻举妄动。

　　阎宝航回忆：“有一次周恩来到我家里来，是从后门进来的。这时特务来了，我老伴出去应付，说我不在家。我的态度是对特务敷衍应付，对他们说，只希望生活能对付着过下去，将来能打回老家，抗战到底，表示自己无心政治。因为大特务常来，小特务倒不敢找麻烦。”

　　阎明光记得，哥哥姐姐从延安的来信常会画上延安宝塔。当时学校里音乐老师的丈夫是特务，他佯装带明光出去划船，在纸上画了宝塔，年幼的明光不知就里，在塔下画了哥哥姐姐。阎宝航得知此事后，立即将明光转学。

　　多年后，阎明光在重庆档案馆里发现一份国民党时期的文件赫然写着“阎宝航”，其活动被特务详细记录。

　　“张学良曾跟我和弟弟说：‘你爸爸和我的命都是蒋夫人保的，有人检举你爸爸，蒋夫人说阎宝航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你们不能动他！’”阎明光回忆。

　　“阎宝航的功绩可以同苏联著名情报人员佐尔格相媲美”

　　长年的情报生涯和工作纪律，使阎宝航对过往绝口不提，对家人同样守口如瓶。包括三大国际战略情报的获得：获取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拿到日本驻东北关东军的全部机密材料；提前获取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

　　直至１９６２年年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给在京的高级干部作形势报告，回应苏联的指责：“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从来都是互相帮助的，而不仅仅是苏联单方面援助了中国，中国也援助了苏联。”

　　报告中，周恩来提及１９４１年希特勒进攻苏联前，是我党向苏联提供了德军发动战争的准确情报，斯大林后来还来电感谢。周恩来评价这是“无法估量的援助”。

　　当时，阎宝航就坐在台下。

　　总理的话对阎宝航的鼓舞可想而知。会后，他将之前撰写的《担任国际情报工作的经过和成绩》交给总理，当年３月６日，周总理在信上做了亲笔批示，证实了信中叙述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阎宝航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功绩。

　　随后，信件被批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当时阎明复正在中央办公厅做翻译工作，杨尚昆让阎明复看了阎宝航给总理的信和总理批示，据阎明复回忆，那时他才知道父亲的这段历史。

　　１９６５年，阎宝航应中组部的约请，写了一份《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纪要，后组织部门文件存档时定为《阎宝航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

　　在文中，阎宝航叙述了搜集国际情报的起因：“１９４１年，周恩来同志亲自交代给我国际情报工作任务，并由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向我交代了任务范围、具体要求和商定一切技术问题。”

　　阎宝航俄文代号被称为“巴维尔”。显然，他的特殊身份为从事该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做了种种准备。首先认识到这个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千方百计完成，必要时准备牺牲，并且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基于该任务的特殊性，他的身份仅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知道。

　　阎宝航获知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的１９４１年，正是日本积极诱降国民党，同时德国为配合日本拉拢国民党之际。在此背景下，德国向国民党政府透露了准备进攻苏联的消息。

　　在一个德国武官和国民党要员均参加的小型酒会上，在大家酒酣耳热之际，于右任告知阎宝航，德军将在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０日前后一周内进攻苏联，阎宝航不动声色，又问孙科，得到证实，随后他借故提前离开，立即发报。

　　“事实证明不错。德国于是年６月２２日开始进攻苏联。我的报告约在一个半月以前。不久，罗申对我说：‘你的情报第一，斯大林同志知道你。’”阎宝航写道。

　　而拿到日本驻东北关东军的全部机密材料对阎宝航来说更是举重若轻。

　　对此，阎宝航回忆：“约在１９４４年夏季，我向军委三厅副厅长钮先铭说：陈诚要我写日本何时进攻苏联的文章，但是没有材料，可否把日本关东军的材料借我用一用。我再三要求，他才答应借给三天。我就这样用‘假公济私’的办法，把材料拿到手。”

　　罗青长证实，阎宝航获取的该情报“厚厚的两大本”，“无一不备”。中央综合各方面情报后，迅速通报苏联。对日开战后，苏联短短几天内便彻底摧毁了日本这一王牌部队。

　　此外，１９４１年下半年，阎宝航从军统密码破译机构得到日军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中央迅速通报给苏联政府，斯大林又告知罗斯福。遗憾的是，该情报并未得到美国政府和军界的重视。

　　２００５年，已离任的罗高寿接受媒体专访时感慨：“阎宝航的功绩可以同苏联著名的情报人员佐尔格相媲美。我认为，政论家、历史学家对阎宝航写得太少。阎宝航的功绩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１９３７年入党的阎宝航直至１９５２年经有关部门批准才公开党籍，长期身份是“民主人士”、“党外人士”。即使在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４９年出任辽北省政府主席期间，他仍遭遇党内文件不能看、党内通报不能听的尴尬。

　　“阎家老店”遭受浩劫

　　１９６７至１９７５年，阎明复在秦城监狱度过了七年半的监牢生涯，而阎宝航也在此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

　　新中国成立后的阎宝航甚为低调。１９４９到１９５９年，阎宝航调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兼交际处长。１９５９年，６４岁的阎宝航自感体力难以承受外交部繁重的工作，便辞职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负责征集整理文史资料。

　　到“文革”期间被迫停止工作前，经阎宝航主持征集的文史资料近两千件，１５００余万字，极具史料价值。未曾料到，一场劫难却突然降临。

　　当时，“四人帮”及其同伙为达到打倒周恩来的目的，把大批在周恩来领导下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东北的老同志打成叛徒、特务、“东北叛党集团”，阎宝航的名字赫然在列，其被捏造的罪名是特务罪。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７日晚，刚从政协机关下班回家的阎宝航还未来得及端起饭碗，便被几个穿黄大衣的人架走，目睹这一切，坐在餐桌前的小孙女被吓得哇哇大哭。

　　这仅仅是“阎家老店”浩劫的开始。

　　半个月后，长期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俄语翻译的阎明复被捕。“四人帮”断言阎明复有一部电台转移到父亲那里去了，既然父亲是特务，儿子也必定是。

　　事实上，所谓“转移”是当时阎宝航家里的收音机坏了，把儿子的收音机借去一用，一件平凡小事被硬生生“移花接木”。

　　打击接踵而至。

　　长子阎大新被取消军籍，下放至贺兰山区；次子阎明智被隔离审查，惨死长沙；二女儿阎明英、三女儿阎明光均被下放，阎明光丈夫被关押。

　　“当时，我母亲不仅承受着父亲和我被捕入狱，大哥、二哥被隔离审查的巨大精神压力和痛苦，在生活上也毫无着落，因父亲被捕，政协冻结了父亲的全部工资，也不给她发生活费，生活非常困难。”阎明复痛苦地回忆。

　　１９７１年，高素罹患肺癌去世。去世前不久，高素口述了一封给总理的信：“我始终相信玉衡（阎宝航的字）和明复是无辜的。我患重病到上海后，抢救费用甚巨，小女明光的爱人被关押，工资冻结，无力支付。请总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庆变卖衣物接济党内同志和抗日乡亲的面上，把我的医药借债费及后事解决。”

　　贴着４分邮票的这封平信没过多久居然得到了总理的指示：高素一生不容易，是有功的，准予报销高素的治疗费和安葬费。这无疑带给全家人巨大温暖。

　　悲惨离世令家人心痛 一生被给予高度评价

　　出狱后的阎明复才得知，自己与父亲一度同监。

　　阎明复回忆，１９６８年四五月间，他在狱中偶尔听到熟悉的咳嗽声，很像父亲的声音，可“转念一想，我父亲怎么可能被捕呢。一来，我父亲早已淡出政坛，不是当权派，更不是走资派。二来，他是周总理介绍入党的，在白区一直在总理领导下工作，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儿子的直觉准得惊人，那些深夜的咳喘正是阎宝航最后一丝微弱的生命气息。

　　阎宝航被平反后，姚艮带着阎明光到秦城监狱查阅档案。在那座犯人名字被简化成数字的监狱中，阎宝航的代号是６７１００，阎明复代号是６７１２４，中间只隔２３人。

　　在那里，他们没有找到有关父亲冤案的任何文字材料，只找到一张父亲写的字条，上面写着“高素老伴儿，我要回家”。

　　也是在这次寻访中，阎明光得知，１９６８年５月，在一次拳打脚踢的深夜提审后，父亲昏迷不醒，被送到当时的监狱医院复兴医院。姚艮陪她找到当时在医院现场的老工人。老工人指着候诊室的长椅说：“抬进来时就放在这里，很久没有人来抢救……”

　　阎明光听后泪流满面：“这就是我在梦中见到父亲的场景！”

　　在父亲被抓后的一天夜里，阎明光曾做过一个梦：“梦见父亲穿着灰大衣，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的长椅子上，我跪在椅子前痛哭流涕：‘我再也没有爸爸了……’我就这样哭醒了。”

　　１９７８年１月５日，阎宝航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胡耀邦致悼词，给予阎宝航一生高度评价。

　　一个细节至今仍让儿女们心痛不已。在当时殡葬单位出具的说明中，阎明光看到其中一栏赫然写着“不留骨灰”。那是江青的批示：阎宝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不通知家属、不留骨灰、不留遗物。

　　“这样就将妈妈的骨灰放在爸爸的骨灰盒里，一起安葬。”阎明光说。

　　“父亲此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救出张学良将军”

　　回顾阎宝航一生，“张学良”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两人年纪相仿，志趣相投，作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阎宝航陪其见证了若干历史时刻。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初，阎宝航以考察新生活运动的名义赶赴西安。其间，张学良与包括阎宝航在内的幕僚们进行了一次长谈，决心退出内战，并透露和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想法。阎宝航从西安返抵南京不到半个月，西安事变爆发。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阎宝航与高崇民、卢广绩等几位东北军领袖奔走各方，为营救张学良而努力。１９６２年，阎宝航撰文《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详细描述了这一历史事件。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８日，阎宝航接到宋子文通知，约其到扣押张学良的北极阁公馆一谈。宋子文见面即告知阎宝航，请他亲赴西安，将张学良的一封信转交杨虎城，让杨放回扣押的５０架马丁飞机，并转告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学良几天内就回去。

　　此次阎宝航得以面见张学良。阎宝航再问宋美龄可否保证张学良几天内回去，“‘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她宣誓样地答复”。

　　于是，阎宝航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飞赴西安，但张学良却未被释放，这让他有受骗之感。

　　之后，阎宝航四下奉化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未果。１９３７年２月中旬，阎宝航第四次去奉化时，蒋介石同意让二人见面。

　　当时，张学良被囚禁在奉化雪窦寺，阎宝航回忆，寺里“不禁有凄凉萧瑟之感”。

　　“屋里生着火炉，窗户则斜开一扇。和张相见之下，我不知话从何处说起，转念间，急欲把前此奔走经过作简要陈述。每入话题，张辄以手势急加阻止。示意窗外有人窃听。我最后说：‘汉公，为国为家，还要保重身体，再见罢。’张微微点首，默不一言。

　　辞别下山，数十步外，回望张学良，犹伫立门前，目送我们离去，形影孤单，特务环伺。”

　　这也是二人此生最后一面。此后，山阻水隔，人世浮沉，竟不得再见。

　　“父亲曾对我说，此生最大遗憾是未能救出张学良将军。”阎明光回忆。

　　后来，张学良得知阎宝航惨死的情形后非常难过。在其建议下，１９９１年，阎明光出面成立“阎宝航基金会”。张学良不但赞助资金，还亲自给基金会题写会名。

　　综合新华社、《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