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登科展示抗战70周年纪念章。记者 王鹏 摄

　　坐在眼前的高登科，９０岁高龄，面色红润，身板挺直，思路清晰，甚至能准确说出当年在山东莱芜打埋伏，随身带的干粮是高粱饼和花生饼。

　　高登科形容自己一生都是“扛枪”的：先后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百废待兴时，转业到地方，担任当时的鄞县公安局局长，直到离休。出人意料的是，战功赫赫，高登科却在采访中不止一次提到，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可以做得更好”。

　　人物名片：

　　高登科，１９２６年出生，山东人。１９４４年２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鄞县公安局局长。于１９８７年离休。

　　勇炸碉堡活捉鬼子

　　１９４４年，当八路军鲁中军区的一支武工队到山东历城动员青壮年参军时，１８岁的高登科怎么会想到，同村一起去参军的７个年轻人，从此断了消息，再被提及，已是阴阳相隔。

　　战事吃紧，等不及“养兵千日”。穿上灰色军装，握着红缨枪，高登科直接杀上战场。

　　领导的一句话给当时的高登科留下了深刻印象：“想要枪，得要自己去夺。”人高马大的高登科很快在一次战斗中抢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把枪。

　　１９４４年，山东莱芜，高登科和战友们的目标是日本兵占据的一处碉堡。

　　高登科当时站在冲锋陷阵的队伍中，引开日本兵的火力，为安放炸药的战友创造条件。回忆当时的场景，他说，跟很多人后来在语文课本中读到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他的战友活着回来了。

　　而在被炸得崩塌的碉堡地下室里，高登科和战友们找到一个被炸伤了腿的日本兵。活捉日本兵，这在当时是件不容易的事。

　　在子弹不长眼的战场上，生死往往就在一线间。

　　１９４４年，章丘战役，一声冲锋令下，敌我双方陷入混战。终究太少历练，高登科的战友一时慌了神，匆匆投下一枚手榴弹，偏巧落在敌我交界，人员最密集的地方。

　　只听“轰……”一声巨响，不知道算不算老天眷顾，敌方一下被炸飞好几个，而这边的高登科因为趴下及时，只是受了点轻伤。

　　战争带来的危险，有时并不仅仅在战场上。

　　１９４５年的一个晚上，高登科和战友站完岗正准备回营地，沿着泥泞的山路走了好长一段，好不容易走到平地，突然两人的身子往下一沉……

　　在战场摸爬滚打了一年，高登科和战友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卧倒。

　　周围一下变得安静极了，预想中的爆炸声并未响起。高登科和战友过了好一会儿才敢慢慢爬起来。

　　问了老战士，才知道当年有人在这里埋过地雷。或许是因为太潮湿，地雷成了“哑巴”。

　　年过半百再负重任

　　１９７９年高登科转业到地方时，已经５３岁。是快到退居二线享清福的年纪，他却接受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到当时的鄞县公安局当局长。

　　还有什么比在枪林弹雨中杀敌、求生更艰巨的？

　　不得不提的是当时的时代背景，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百废待兴”。

　　高登科清楚记得，当时的鄞县公安局管辖范围很广，还包括现在属于海曙、江东等区的地域，而全局上下只有７０个民警。

　　全局只有一辆吉普车，是用来办案的。就算是高登科这个局长要出门，也得走路。

　　遇到有案件发生，把公文包往腋下一夹，高登科就出门了。当时的科技条件和现在是天壤之别，除了基本的侦查手段，破案大多靠的是民警的走访，到基层，一蹲就是三四天。

　　在高登科儿子的印象中，因为当时民警数量少，分工也不如现在细，父亲什么事都要管，几乎没有节假日，实在忙不过来，就住在办公室；难得回家吃饭，也经常遇到有民警上门来汇报工作。

　　家人最怕的是半夜电话声响，这也就意味着必然有大事发生。有一次，几名持枪劫匪作案后流窜，预计可能经过段塘（当时属鄞县管辖）。电话半夜打到高登科家里，他立马部署了武警中队一个班的力量布防。

　　在追忆战争年代时都一直表现得很平静的高登科，在讲到当年因为种种条件限制，没有破获的案件时，眼眶竟然不由自主地泛红，几度欲落泪。

　　“国家已经对我很好了，我对自己的工作不是很满意，还可以做得更好。”这话从战功赫赫，拥有数十枚军功章的高登科口中说出，出人意料，却显得态度诚恳、真挚。

　　记者 石承承 实习生 贺臻 通讯员 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