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月２０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家洲发布公开信，申明要断绝与新招硕士生郝相赫的师生关系，原因是郝相赫在朋友圈发布的微信“居然对北大阎步克教授、人大韩树峰教授无端嘲讽和谩骂”。该学生发表“情况说明”反驳，２１日晚又收回“情况说明”并道歉。校方表示将按程序处理。（９月２２日《北京晨报》） 

　　前辈可以批评，但必须客观理性

　　断绝师生关系是导师的选择自由，如果导师认为选报自己的学生确实与自己的秉性不符，难以教化，可以直接作出拒绝的决定，这种直白的拒绝，总比藏着掖着的欺骗更好。

　　然而，是否需要将断绝师生关系的决定公之于众，则值得商榷。这种公开，虽然能够最大程度地扩散导师的态度，但也必然对学生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他是一个被导师公开拒绝的学生。这种无形的舆论压力，应该是导师发公开声明时需要考虑到的。

　　当然，导师如此大动干戈，与学生在微信圈中的公共表达有关。当学生在微信圈中公开批评导师的同事与同行时，导师其实挺尴尬的：对于这样的发言，要不要作出表态和干预呢？如果，这样的发言在微信圈中不断扩散，传播到被批评对象那里，自己该如何解释？所以，在劝告和引导无效后，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可能引起麻烦的学生断绝师生关系，这也是在宣告，此后学生的所有发言都与自己无关。

　　导师的考虑其实可以理解，这种断绝师生关系的做法，透露出的是公共表达的困境。首先，微信表达也是一种公共表达。即便只是在微信朋友圈中的有感而发，也会因为发言对象的显著性和公共性，以及微信的外部传播性，而使发言具有公共话题的属性。这就意味着，朋友圈中的表达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私人表达，自媒体的传播特征与朋友圈的扩散特性，让微信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际传播与公共传播的结合。 

　　此事特别之处，在于学生批评之人并非遥远的对象，而是身边之人、同行业之人，而且是前辈。这就触及到了公共批评中的困境———批评身边之人、之事通常会导致反感，被认为是不近人情、不通世事。即便，对身边人和事的批评是恰当的准确的，这种批评也很难被接受，会被认为批评者缺少尊重意识。

　　正是这种意识，让导师在看到学生批评同事和同行时觉得不能接受，觉得这是狂徒的表现。事实是，身边的人和事也可以成为公共表达的对象，否则公共表达就会因为禁区的存在而陷入困境———当然，前提是问题确实存在，表达客观理性。

　　乾羽（高校副教授） 

　　弟子有错，导师断绝关系却过头了

　　通过微信公号发布公开信，宣布断绝师生关系，孙家洲教授以罕见的方式让一个本属于学术圈的小众性问题上升为一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极端做法，造成了两败俱伤的局面，让整个学术圈都饱受质疑。

　　从网络舆论看，两极化趋势明显。赞成者认为孙教授做得对，年轻人做学问首先要尊师重道，做到沉潜治学、平和为人，道不同不相为谋；质疑者则表示，孙教授这种动辄“逐出师门”的做法过于小肚鸡肠，缺乏学者应有的胸襟和气度，也毁了一个学生的未来。

　　从网友贴上的郝相赫朋友圈发言看，里面有“垃圾系”、“垃圾老师”等词语，确实犯上，犯了学术界的忌讳。同属学术圈，低头不见抬头见，弟子对同行口出不逊，当老师的脸上挂不住，会被指教育无方，这是人之常情。即使是朋友圈也不能乱说，这是常识。

　　尽管弟子有错在先，但发公开信断绝关系的做法还是过头了，这对一个刚刚开始学术生涯的年轻人来说，过于残酷。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是一个毛毛愣愣的小伙子？把一个年轻人的口无遮拦上升到断绝师生关系的程度，我们看不到作为一个长者和学者应有的宽恕与宽容。孙家洲说对该学生进行了“苦口婆心”的“长期劝导”，但是开学才几天啊？掰着手指头都能算清楚，能算“长期”吗？

　　孙家洲的公开信发出后，学生认错了，道歉了，也删除了“狂言”，但一切为时已晚。虽然郝相赫可以根据学校规定更换导师，但一个被公开“逐出师门”的学生谁敢要？即使有导师不得不收下，别说在专业领域有所建树了，能否顺利毕业都是未知数。经过此事，难免让旁观者质疑学术界的心胸。

　　如今最新消息是，据人大历史系学生科一位老师透露，院系打算等孙教授出差回校后，与其沟通下，希望其再给该学生一次机会。但愿孙教授能够放下成见，给郝相赫改过自新的机会，毕竟，后者寒窗苦读近２０载挺不容易，别因为他年轻气盛的一次发言，就把他的所有前程给掐灭了。陈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