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蒿素化学结构

　　青蒿素发现于1972年，是从植物黄花蒿茎叶中提取的有过氧基团的倍半萜内酯药物。黄花蒿在中国南、北方通见，真正的贱如草芥，它怎么成了千古疟魔的克星？早在2002年3月8日，《天津日报》记者就曾经采访过这位默默奉献的女科学家。在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实验室里，屠呦呦详细地讲述了当年她苦斗疟魔的艰难历程。

　　战场告急

　　全国搜寻抗疟新药

　　１９６５年，越南战争爆发。美、越两军苦战在亚洲热带雨林，疟疾像是第三方，疯狂袭击交战的双方，万千官兵逃过枪林弹雨，却被疟疾击倒，即使活命者，也丧失了战斗力。

　　疟疾病原疟原虫是一种真核生物。它潜于雌蚊体内，雌蚊叮人时，长梭形孢子随雌蚊口液注入人体。孢子进入人体后随血流前进，首先侵入肝细胞，以肝细胞质为营养，在肝细胞内发育和裂体生殖，然后溢出坏死的肝细胞，钻入红血细胞，再在红细胞内继续生长、裂殖。人体大量红细胞破裂，加之裂殖子代谢物释放到血液里，引起人体一系列生理反应，高热，寒颤，贫血，脾肿大，直至死亡。这是一种古老的疾病，蚊虫肆虐处，总有它的魔影，当年罗马大军将近一半的兵马因疟疾死在印度的雨林里。

　　对付疟疾，原有喹啉类药物。此药临床实用于１９４７年，初期疗效不错。十几年下来，一些疟原虫对该药产生了强烈的抗药性，而新药又没跟上，疟疾重新称霸雨林。

　　为战胜疟疾，美国投入巨额科研经费，并动员西方各国制药力量，像研发战争武器那样，为侵越部队研制抗疟的新药。

　　相比之下，越南军队连一点喹啉类的药物也没有，战争摧毁了这个国家的经济，越南政府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中国政府紧急求援，恳求中方派出医疗队，同时帮助解决抗疟药物。当时中越的政治关系是“同志加兄弟”，１９６４年，毛泽东主席对越方的求援作出批示，周恩来总理随即下令，以军工项目的名义紧急研制“抗美援越”的抗疟新药。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立即行动起来。该院科研人员中、西医并进，一是以现有喹啉类西药为基础，力求合成出新药；二是研发中药常山碱。两年下来，两条路皆为死胡同。研发西药是西方国家的强项，美、英、法、德、比、瑞（士）所有大药厂加起来开发不出有效的抗疟西药，基础薄弱的中国想在西药上有所建树谈何容易？再就是选材失误，常山碱被发现毒性太大，不宜使用。

　　越南战场医疗抢救上频频告急，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３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就研发抗疟新药问题作出批示，并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内特设了一个“５２３办公室”，要求要调动全国的力量，大打一场研发抗疟新药的战役。

　　一时间，全国广西、云南等七大省市的医药力量被动员起来，无数支小分队深入山林、原野，采集各式各样的中草药。然而遗憾的是，中草药试过３２００种，仍没有满意的结果，“人海战术”在科技研发上并非有用，科技研发更需要专业上的精英和天才。

　　临危受命，女专家承担军工重任

　　１９６９年１月，北京广安门医院一位参与抗疟研究的针灸医生，向“５２３办公室”负责人推荐说：“中医研究院的屠呦呦是个兼通中西医的人才，研发新药应当去找她。”研发目标久攻不下，“５２３办公室”求贤若渴，正、副两位主任立刻前往中医研究院。

　　“文革”期间，凡事必政审。一政审，屠呦呦有“问题”，中医研究院造反派极力反对说：“屠呦呦有海外关系，不能参与中央布置的军工项目。”“５２３办公室”两位负责人查阅屠呦呦工作业绩，发现屠呦呦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仅３年，就在防治血吸虫的生药学研究上创出两项成果，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于是毅然决定起用屠呦呦。

　　屠呦呦感谢党对她的信任，又听说这是毛主席、周总理批建的项目，从此一心扑在抗疟的科研上。

　　当时分配给屠呦呦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寻找新药；二是仍在中药常山碱上做文章，想办法去掉常山碱的毒性，解决服后呕吐的问题。

　　自接任务起，屠呦呦夜以继日地工作，她从历代医籍本草中的有关方药、从各地地方药志以及对许多老中医的采访中，收集汇总出包括内服、外治、植物、动物和矿物等２０００多个治疟方药，然后精选出６４０个，编成《疟疾单秘验方集》，送交“５２３办公室”。

　　然而不知为什么，《疟疾单秘验方集》并未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屠呦呦等不到下文，只好自己去实践。她从集子里筛选了一批方药做鼠疟的实验，可惜试过一批又一批，效果都不行。其间她也研究过青蒿，这时她已摸到了成功的大门，不幸又失之交臂。古人在古籍中只说青蒿驱疟有效，并未说明青蒿入药的是哪一部位，根，叶，还是茎？更没说哪个地区、哪个季节的青蒿最好用，加之她择取青蒿的范围也十分有限，只能是北京药店的现货，因此实验中她看到的是疗效不稳，还有毒性。

　　至此屠呦呦都有点犹豫了，全国最精尖的科研部门、七省市的同行们试过几千个方药都没成功，自己的科研小组地处北京，药材来源仅限于药店里，能搞出什么结果？这时，屠呦呦被调到海南疟区实验室工作半年。在那里，屠呦呦亲眼目睹了疟魔的猖獗。尤其脑疟，一个壮劳力，病情发作起来立刻被击倒。显微镜下，患者一滴血液中密密麻麻全是疟原虫，临床称之“满天星”。这样的患者很少能够挺过来。想到越南雨林中备受疟魔摧残的越南军民和在那里抗美援越的中国军人，以及世界上生活在疟区中的亿万人口，屠呦呦深感医药工作者肩负责任的重大，决心要把这项工作进行到底。

　　然而，从海南回到北京后，“政治运动”层出不穷，屠呦呦的工作被迫中断。

　　１９７１年，越南战争进入最残酷阶段，同时国内南方地区也有抗疟的巨大需求。是年年初，卫生部、总后卫生部和军事医学院等组织全国抗疟队伍在广州召开抗疟誓师大会。周恩来总理给会议发来电报，再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加大研制抗疟药物的力度，全国抗疟的高潮再次掀起。

　　屠呦呦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她的工作不仅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而且允许她组建一个４人的科研小组，加大动物实验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