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罗湖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原副局长叶军于去年９月因涉嫌受贿被刑拘，检方指控其收受贿赂６４万多元。该案于上周五在南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时叶军承认全部指控，叶军的辩护律师出具叶军单位出具的“求轻判”证明，意即叶军平素工作勤勉，希望法院酌情从轻判决。（１０月２１日《南方都市报》） 

　　为追求从轻、减轻的判决结果，以单位名义向法院求情的事例，并不在少数。比如，２０１３年６月，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以两名贪腐官员“正值有为之年”，建议法院轻判；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安徽省凤阳县国税局以“表现优秀”“工作表现突出”为由，建议法院对涉案副局长从轻处罚。

　　对于单位加盖公章的求情证明，很多人戏称为“求情公函”。以公函形式求情，实际上是披上公权力的外衣干预司法，本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假如，公权机关一以贯之，用公函求情成为习惯性做法，不仅有损公权权威和公信，更会亵渎法律的尊严。

　　现实中，一些公权部门为犯罪分子求情，往往基于“表现优异”、“人才难得”等等原因。虽然，求情的理由繁多，但立足点都是庇护犯罪分子，为犯罪分子们开脱罪责。某些公权部门热衷于为单位犯罪人员求情，其原因无非在于：一方面单位碍于面子的考虑，不希望犯罪分子为单位抹黑，以便影响到单位的整体形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出具“求情公函”并不难，而且在出具之后，至于法院采纳与否，出具单位通常都不会承担责任。

　　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还专门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然而，禁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规定，却面临现实操作中的掣肘和障碍。一方面，干预司法具有隐蔽性，在监管层面存在短板，某些干预司法举动往往处于暗处，难以被及时发现；另一方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会被追责，而以单位名义向法院求情，虽然可能是单位领导授意，但贴上单位的标签，无形中弱化了领导被追责的风险。由此，一份“求情公函”的背后，只是单位的意思表示，如何问责、怎么处理，却面临真空地带。

　　要想杜绝“求情公函”，不能片面依赖于曝光和卷宗记录，其最为关键的还是在于，要构建完善的追责体系。“求情公函”虽然代表了单位的立场，但具体授意和操办的仍然是个人，负责人自然难辞其咎，有必要对主要负责人给予问责。同时，还应该进一步补齐追责短板，对发出“求情公函”的单位，给予相应的惩处和制裁。唯有如此，才能为“求情公函”打上问责补丁，从而避免权力黑手染指司法权威。

　　刘建国（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