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绵绵秋雨中，两位上海老男人现身宁波市图书馆。

　　一位是94岁、爱开玩笑的宁波籍连环画大师贺友直，讲话时夹杂着北仑话、上海话、普通话、英语。

　　一位是沪语小说《繁花》的作者金宇澄，刚刚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一个嬉笑，一个“不响”；一个在纸上做戏，一个在纸上讲故事。　　

　　贺友直 嬉笑怒骂皆可入画

　　家乡回忆：“嘎大的野生大黄鱼你见过吗？”

　　“我是北仑人，阿拉就不打官腔了好伐？就讲北仑话。”

　　“你们不要看我坐在这里，底下那么多人，好像不得了，骨头脑西，我小学毕业。”

　　昨天上午９点半，冷雨秋风，很多人冒雨来听贺友直的讲座。

　　贺老也有点冷，红色毛衣外面罩了件麻灰色外套，老伴搀着他走进来，台下掌声一片。

　　他腿脚不便，毕竟９４岁了，可是他一坐下来，眼睛从镜片后面骨碌碌转，音色洪亮，思路清晰，从他的家乡宁波往事说起，一桩桩一件件，近在眼前。

　　对贺老来说，故乡的回忆，是瞎子唱的新闻，是烂泥脚的农民唱的宁波滩簧。

　　他小学毕业，去上海当学徒。他睡过冰冷的地铺，被老板赶出来，小孩嗷嗷待哺时，交不起电费，用蜡烛温奶。

　　人一定要吃点苦，他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连环画最兴盛的时候。为什么呢？

　　那时的老百姓温饱都没着落，没条件享受文化生活，但是骨子里对文化有需求。连环画正好符合文化程度较低老百姓的需求。

　　那时候画连环画有钱，１５元一张，１００张１５００元。“每一幅画，我都绞尽脑汁想着怎样在纸上做戏，每个细节都有讲究，但是看的人用手指蘸一下口水，就翻过去了，真是的。”

　　现在不行了，连环画似乎被淘汰了。“就像一个人生了场大病，很难回到以前了。”贺老感慨。

　　２００３年底，他创作了《新碶老街风情录》组画，并将原作捐赠给北仑博物馆。那一幅幅画，都是他儿时在家乡北仑的印记。

　　“您在上海生活了那么多年，最怀念家乡的什么？”记者问他。

　　“当然是童年时在家乡的吃食啦，嘎大的野生大黄鱼你见过吗？”他用手撑开半米长的距离，比划着。

　　“贼贼臭的臭冬瓜你吃过吗？其他地方的都不是这个味道。”

　　长寿秘诀：住在“一室四厅”，心态好

　　“同样是画画的人，比我有铜钿的人多的是，我从来不会心里不平衡。”

　　“比我画画好的人，那是人家水平高，我也不会嫉妒。”

　　贺老的连环画手稿，在拍卖行拍出天价，可那些事情，他从来都不关心。他把所有手稿都捐献给上海美术馆。

　　一次，有人拿着花高价买来的手稿，请贺老签名。贺老眉头一皱，很不是滋味：“这是我的东西啊，怎么变成你的了？还要让我签名。是谁把我的手稿卖掉的？”

　　贺老如今住的地方，依旧是上海巨鹿路上，那间３０平方米的石库门老房子。门口的梧桐树，每到秋天，总会哗啦啦地掉满一地叶子。

　　他笑称自己住在“一室四厅”：“客人坐下是客厅，摆下碗筷是饭厅，床帘拉拢是卧室，铺一块七夹板是画室，痰盂就是ＷＣ（厕所）。”

　　听众大笑，贺老继续：“每次从外面回家，一拐进弄堂，那种亲切的气息就来了，隔壁邻舍喊人的声音，也是那么悦耳，几杯老酒下肚，我感到很满足。”

　　讲座最后，他手指一竖：“我给大家打个小广告啊，在我的老家北仑新碶，西塘河路３号有贺友直艺术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金宇澄 积攒了一肚子坏故事

　　黑色薄呢外套，深灰色衬衣，牛仔裤，黑色运动鞋，６４岁的金宇澄说话总是不紧不慢。

　　没有问题抛给他的时候，他就不响，就像他的成名作《繁花》里的人和事一样，不响。

　　“不响”是《繁花》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多达１５００多次，江浙沪一带的人都知道这个意思，用方言表达应该是“弗响”，每天都有人在说，却只有金宇澄把它变成自己的文本特征。

　　“王家卫说我太亏了，《繁花》把10本小说的内容都写了”

　　金宇澄说，《繁花》与过去的上海文学有所不同，它描写的不是旗袍小姐、知识分子、百乐门，那些东西被张爱玲、王安忆这些上海作家写滥了。他写的是少有人问津的弄堂小市民。

　　其实整本书的基调与界限，开头和结尾已经讲清了。开头是梁朝伟出去打牌，捻开细看，再摸出一副，接下来梳头，骨子里疏慢。结尾是黄安悠扬的歌声，鸳鸯蝴蝶，温柔同眠。

　　这是上海闲散人士的生活状况。

　　《繁花》火了后，话剧版即将搬上舞台。王家卫对《繁花》也是一见如故，目前正在跟金宇澄做剧本梗概。

　　“王导说我太亏了，《繁花》有１０本小说的容量。”金宇澄认为，这不是一句玩笑话。

　　他常在食堂吃饭，跟年轻人讲段子，那些年轻人老是问：“金老师，你说的故事，我可以写小说吗？”

　　《繁花》也是一样，“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冲向终点”，随便一个段子，就是一个短篇。

　　那些故事，大多是金宇澄在饭局上听到的，还有他年轻时在东北当知青听到的一些匪夷所思的人和事。

　　王家卫觉得最好看的故事，是小毛的故事。原型是金宇澄的一个老朋友亲身经历的事。他是一个门卫，５０多岁了，老婆过世了。他去火车站打麻将，打完１２点多了，等公交车。他看到一个女的，拎着两只塑料袋，他很喜欢搭讪，就问她：“你晚上去哪里啊？”那女的不响。最后她说了一句“洗衣服”。他就说：“洗衣服可以去我家洗，我单身汉，家里有洗衣机。”那女的还是不响，最后却跟着他进了弄堂，很自然地帮他倒洗脚水，上床睡觉。他醒来的时候，她正在洗衣服，洗完就走了，一直不响。

　　很多人都会有疑问，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她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可是生活中有很多问题是不必问的，男女关系可以惊世骇俗，也可以原始简单。这也许就是王家卫喜欢这个故事的原因。

　　“把人物的复杂性用小说表达出来。”这是金宇澄写作的初衷。

　　“这么多年，积攒了一肚子坏故事。”他笑着说。

　　“我外公是余姚人，在上海开银楼”

　　金宇澄的外公是余姚人，年轻时去上海开银楼，做首饰，后来在上海生下金宇澄的母亲。

　　金宇澄算是在上海扎根的第二代人，他母语讲的首先是上海话，其次才是普通话。

　　《繁花》是用上海官话写的小说。用上海话写作，金宇澄不是第一人。《海上花列传》，是清人韩邦庆用上海话写作的，但那是纯方言的小说，北方人看不懂。

　　金宇澄最初对语言的娴熟运用，是他当知青时跟家人写信。那时候一星期一封的家书，感觉时间也很慢。

　　上个月，他在上海街头，看到邮递员打开信箱，竟然一封信都没有。他不禁感叹，时代真的不一样了。

　　“从前，就好比吃了个糖，含在嘴里，甜很久。现在还没尝到味道，就到胃里了。”

　　《繁花》最初的模子是网络文学，金宇澄每天在“弄堂网”上写几百字，用的是上海话。

　　写着写着，发现是长篇小说的架势，就从头开始做结构，为了让北方人也能看懂，他又把方言改良成上海官话。

　　金宇澄当过泥瓦匠、马夫、工人，后来一直在《上海文学》做编辑，所以修改语言，是他的强项。

　　他很认同博尔赫斯的小说观，小说给人感动和消遣，不在醒世劝化。他希望自己的小说，带给人的也是感动与消遣，

　　很多人说，《繁花》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小说，对金宇澄来说“城市的魅力，就像一个大森林，办公室里的一男一女，彼此聊天，他们私底下的关系，谁都不知道。在农村就不一样了，蒸个馒头，隔壁都能闻到。”

　　记者 陈也喆 文

　　记者 崔 引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