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８月初，广东省下发《关于加强党员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活动监督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监管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的社交圈、生活圈及休闲圈，从个人到其配偶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全方位覆盖。在深圳，多个区采取干部信息社区备案制度，但目前干部愿意公开的事项还是以姓名、住址、联系方式这些基本“点”为主，有的干部甚至对公开个人住址已觉得“没有安全感”。

　　（１１月２日《南方都市报》） 

　　强化对官员“非工作时间”的监管，实则一直是大势所趋。在此方面，广东某些地区先行先试，无疑提供了诸多可供观察的样本。无论是社区备案制，还是重大事项报备制，都体现出“私人生活”纳入体系化监督的迹象。

　　然而，事情的另一面是，一些官员强烈的抵触与反弹情绪，以及具体操作环节的流于形式，在客观上使得上述“机制创新”陷入落地尴尬……诸如此类，都指向一个根本性问题，那就是，在私权与公职之间，如何找到精准的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虽专门发文要求加强对官员“八小时之外”活动的监督，但在新规实施环节，还是显得温和而克制。比如说，要求填写登记表、自愿决定公开事项等等，这些举措更多只是象征性的，不会造成太多实质性影响。

　　这一局面，也许恰恰说明了决策者的纠结心态：一方面，觉得有必要从日常反腐的高度出发，对官员私人时间、私人活动强化监管；另一方面，却未能提供足够有效的机制设计。游移不定的后果，当然是两边不讨好。于是我们看到，一部分官员因此感受到威胁、不安，一些网友则抱怨空有形式。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官员的私人生活？答案是，很多违法违规问题，确实发生在私人时间之内。那么，强化对公职人员“八小时以外”活动监督，当然很有必要。可是诚如我们看到的，体制化监管力量在向官员私人空间的延伸过程中，遭遇着重重阻碍。这事实提示我们，对于八小时之外的监督，更多还是应该创造条件让民众参与———广泛的人际联结，日常化的生活交集，都是可以利用的廉政建设力量。重要的是，要创造便捷的通道，以及可靠的保护机制，来吸纳民间意见的反馈。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