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诺”效应 图/毕传国 新华社发

　　近日，广东清远纪委官微转发《广东纪检监察》文章，揭示教育局长腐败案件呈易发多发之势。２０１０年以来，清远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了７名教育局长或副局长，其中“一把手”５人，副局长２人。据清远纪委透露，５年来７名局座落马，作案主要集中在校服、教材和教学设备采购，基建工程等环节。

　　（１１月１８日《广州日报》） 

　　有媒体据此称，教育局长俨然正在成为一个高危的工作岗位。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此结论不免值得条分缕析。

　　不错，短短五年间，一市之内就有７名教育局长或副局长被查处，其染指领域涉及到校服、教材和教学设备采购，基建工程等几乎所有的教育管理环节，平均涉案金额更是达到１３５．３万元。腐败频率如此之高，涉案金额亦不容低看，确实说明清远基层的教育腐败必须被当作样本来分析，然而，如此腐败情形就等同于教育局长的高危性质吗？

　　在我看来，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是的，清远的基层教育领域，呈现出了某种触目惊心的腐败情态：一件校服就可以“绊倒”教育局长；６５万元就可以卖掉一个饭堂承包权；必须严肃以对的基建承包，更是在一场“校长饭局”上就可以决定……但是客观而论，在大多数地方，作为一种事实，教育局长的腐败概率与情形，和其他岗位上的官员并无明显区别。如此来推论，称教育局长正在成为一个高危工作岗位的结论，显然有失严谨。

　　分析还可更进一步。媒体所称的“高危”，更准确的表述，其实不是指腐败情形的高发，而指该岗位充满风险性。然而，在常态语境中，让做官充满“风险”，不是件正常的现象吗？它并非什么坏事。倘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是到位的，对官员日常性管理举措的评价如影随形，那么做官就必然充满风险。官员任何不当的举动，都会很快被外界所发觉。如此意义而言，实际上所有官员岗位都是“高危”的，独说教育局长岗位的风险性，并不真实与客观。

　　倘若回到行政伦理的层面，实在不应去强调专门岗位的做官风险。关于教育局长的“前腐后继”，更值得放大的，或许是其背后的腐败成因。纪委对此其实已有总结：一是基层教育局长的个人权威远超制度权威；二是教育系统的权力运行不透明；三是教育局长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四是教育局长的权力边界比较模糊。换言之，恰是因部分教育局长信念丧失、权力失范、制约不力，进而才催生看似不可遏制的腐败，这比教育局长岗位的高危性更值得关注。

　　没有高危的岗位，只有不设防的权力。所以，必须思考的现实问题仍然是：当腐败总是因掌握资源分配能力而产生，那么到底如何来穷尽监督与改革的力度，让种种权力或“亚权力”被提前限制？报道中说，纪委建议，应加强对教育系统的监督，建立教辅资料、教学设备网上黑名单制度；严肃查处利用行政审批权、干部人事权索贿受贿、买官卖官的案件。如此对于教育管理系统的改造和约束，可以来得更多与更快一些。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