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四川攀枝花市农民邓钢明夫妻来说，过去的一周，无疑是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时间。１１月３０日，儿子邓树超跳入金沙江自杀身亡。１２月３日，邓树超遗体被渔民发现，但渔民却要收１．８万元的捞尸费，后经协商仍然要收８０００元，而他家中经济困难，只能让儿子遗体继续浸泡在江中。１２月６日下午，在民警协调下，邓钢明付了５４００元后，渔民将儿子遗体打捞上岸。邓钢明认为，渔民收的捞尸费太贵，是在“挟尸要价”。（１２月８日《华西都市报》） 

　　即便隔着电脑屏幕，我依旧能够感受得到某种让人窒息的沉重。真的无法去想象，一起看似简单的尸体打捞事件，竟然衍生出如此撕心裂肺的新闻。我们不知道，死者邓树超的父母，在短短几天里经历过怎样挣扎与绝望。

　　然而，就事论事，这真是一起令人不能不愤怒的“挟尸要价”吗？需要承认，直面一对家庭困难又刚遭遇失子之痛的农村夫妻，渔民咬定高额的捞尸费不松口，这本身就是冷漠所在。此种弱者对待弱者的态度，更使人五味杂陈。但是，从道德而论，渔民的确应该少收费用，可是法律并无规定，渔民也没有义务帮忙捞尸，所以渔民付出了劳动、承担了风险，收取一定的费用属于正常。分析到此，所谓的“挟尸要价”，其实已成为一个道德和经济的悖论。

　　仔细观察，并不难窥见，所有的悖论，其实又指向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打捞的不公益。简单的推理在于，在一些容易发生自杀事件的水域，假如存在着免费与公益性质的尸体打捞力量，又或者是，假如存在着由政府主导的专门公益性基金，制定合理价格，由公益性基金来支付打捞费用，并对经济困难的家属进行人道主义救助，那么类似“挟尸要价”行为当不会发生，一对丧失了年轻儿子的农民夫妻，当不会继续招致打击。

　　倘若跳出单个案例来条分缕析，此种公益性的打捞更显不可或缺。作为客观情况，虽然现实中的自杀与捞尸，整体而言依旧属于小概率事件，但置于单个家庭中，此种尸体打捞，往往又非他们所能独自完成的行动，假如没有外力的介入，就很容易形成报道中的冰冷结果。具体到此种外力与公益力量的介入，最适合提供者莫过于政府机构。让公民体面地离去，本身就是政府的责任之一；同样亦只有政府部门，才能随时随地地提供此种公共的救援与善后。

　　脱离愤怒与情绪，“挟尸要价”其实仍是一个打捞不公益的故事。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各地政府来组建一个专业的打捞机构并不现实，这与编制开列、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率都形成了某种冲突。但将打捞功能纳入消防队伍或渔政部门职能的一部分，再适度对民间打捞团队进行规范与整合，从而形成一个以政府免费打捞为主，民间有偿打捞为辅的打捞机制，理当可行。当公共管理者具备行政的自觉与智慧，当公益打捞无处不在，“挟尸要价”的新闻才不会继续刺激人心。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