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家姆妈”陈馥

坐落在闹市深巷中的启明女中旧址

　　正逢春节，是举家团圆的日子。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我们不能忘记，９０年前，革命先烈们披荆斩棘，殊死搏斗，争取民主与自由，才换来日月新天。

　　我们也不能忘记，一位宁波的老太太，拿出自己的积蓄，资助创办了启明女中，冒险帮助那些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先驱。

　　她的原名是袁玉英，化名陈馥，被地下党员亲切地称为“众家姆妈”。她是所有人的母亲。

　　记者采访的时候，正是深冬，市声鼎沸的海曙新街，小巷深处，有位老妇人正在阳台上晒棉被，灰尘腾飞，落在一幢白墙黑瓦的小楼里，湮远发黄的岁月在空气中弥漫。

　　“大革命时期中共宁波地委旧址纪念馆”这几个大字，由国防部原部长张爱萍题写。

　　这里就是启明女中的旧址，大革命时期中共宁波地委旧址，是宁波最早的党组织秘密驻地。

　　今年，中共宁波地委成立９０周年，也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和资助人“众家姆妈”诞辰１２９周年。

　　记者 陈也喆/文 记者 崔引/翻拍

　　离开豪门改名姓

　　她是一个寻常的妇人。一丝不苟的发髻，一副金丝眼镜，是她日常的装束。

　　可是她又极不平凡。她不是共产党员，却一生情系党，利用群众的身份，无私掩护帮助中共党员，在党史上留下非凡的一笔。

　　她原名袁玉英，生于１８８７年。父亲是个举人，却无心仕途，一门心思扑在实业上，在宁波开当铺、钱庄、药店，置下许多房屋、土地，是富甲一方之人。

　　他是个很有事业头脑的富翁，思想却十分封建专制，重男轻女，逼死妻子，冷落女儿。

　　袁玉英是他的第三个女儿。她自幼痛恨这个专横的父亲，跟着祖父念书识字。

　　１７岁那年，她嫁到宁波呼童街陈家，成为陈家长子的继室。

　　陈家财力雄厚，袁玉英出身豪门，又嫁入豪门，日子理应过得滋润惬意。

　　可惜，丈夫是个不第秀才，陈家的当家人是曾祖母，很多事由不得陈家长子，更由不得袁玉英。

　　袁玉英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但陈家长子的前妻留下一个男孩，曾祖母担心庶出的男孩长大后分家产，便买通接生婆，残忍地把男婴溺死在血盆之中。

　　之后，袁玉英又生下一对孪生女儿———陈修良、陈逸僧。

　　她的丈夫却在那一年英年早逝。

　　成了寡妇的袁玉英，孤立无援。庶出的两个女儿，因为身份低微，受尽族人欺压。陈氏家族为分家产，闹得鸡犬不宁，官司缠身。

　　袁玉英性子刚烈，她干脆远离是非之地，带着两个女儿，搬出陈家大院，迁居丝巷弄（后为丝户巷２２号）。

　　她带着父亲留下的一大笔遗产，过得丰衣足食。她不用倚仗夫家，不用看曾祖母的脸色，自己就能过好日子。

　　她并不挥金如土，而是把钱接济给有难的人，因而结识了许多社会贤达和有识之士，成了当地热心助人的阔太太。

　　她虽是封建家庭出身，却是一个叛逆者。迁入新居后，她化名为陈馥，暗中帮助共产党人。

　　她的教育理念也很独特。不教女儿织虹纺霓、穿针走线的活计，而是让女儿们读书识字，读先进的报纸，辛亥、五四人物和孙中山的反清革命等等。

　　她还让孩子们向鉴湖女侠秋瑾学习：“生你们那一年，就是鉴湖女侠就义的一年，秋风秋雨愁煞人啊……”

　　她嫌丈夫给女儿取的名字太旧太俗，想让她们与封建大家庭彻底撇清关系，鼓励女儿改名为维真、逸仙。

　　朱自清与进步青年

　　１９２６年１月，宁波有了自己的共产党组织，在外声称是启明女中，是由开明人士张葆灵先生等几位贤达出面创办的女子中学，实际上是地委机关。

　　创办这所学校，并非偶然。

　　宁波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此之前，已经展开了一些轰轰烈烈的斗争。

　　１９２１年６月，省立第四师范学生蒋本菁、谢传茂、潘凤涂、干书稼等进步青年组织成立“雪花社”，宗旨是“本互助之精神，作社会之改造、人生的联合，以祈上进，不可无联络团体，乃组织之”。雪花社一时成为国民党眼中的洪水猛兽。

　　当时在宁波教书的朱自清，也与雪花社结下一段难解之缘。

　　雪花社反封建礼教，宣传进步思想，与朱自清信奉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十分契合。

　　朱自清乐于参加社团活动，雪花社每有聚会，他一定被邀参加。

　　他那时不过二十七八岁，颀长的身躯，方方正正的脸，鼻梁上架着一副圆圆的眼镜，一头西式发型，完全是个教书先生。

　　除了雪花社的进步宣传运动，宁波三北公司的轮船工人、数百名石匠、宁波华泰绸织厂、美球袜厂、余姚城区锅厂、竹木业的工人也开展了斗争。

　　在这样的背景下，活跃在宁波的中国共产党，急需一个组织，一个秘密的地方，开展进步活动。

　　启明女中开办之初，公开声明是为了使青年女子能有受中等教育的机会。

　　学校推举赵钵民为校长，董贞柯为教务主任，杨眉山为教务员，经常上课的教师有赵济猛、杨眉山、蒋本菁、潘念之、吴近、石愈白等等。

　　启明女中的校址在丝户巷１７号的星云坊，就在陈馥家隔壁。

　　陈馥资助启明女中

　　陈馥知道启明女中的真实作用后，拿出自己的积蓄，资助创办了启明女中，还挪出一部分房子，作为校舍支持。

　　不少党中央、共产党上海区委的领导，如张秋人、赵世炎、罗亦农等人都在她家住过。

　　启明女中的师生与许多共产党人，都亲切地称她为“众家姆妈”。

　　启明女中创办之初，学生只有数十人，任课的老师，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

　　他们向学生传授进步思想，培养发展党员、团员，以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杨眉山老师曾对学生说过一句话：“旧中国是一座破烂房子，外国人来欺侮，这房子眼看就要倒塌。我们有责任把这座房子弄好。”

　　１９２７年４月初，宁波地委已建立４０余个基层组织，拥有中共党员１２００余名，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２％，占当时浙江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杨眉山等同志想介绍陈馥老太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却说：“反正我的心是与共产党在一起的，留在党外更便于对外打交道。”

　　两篇文章引发惨案

　　１９２７年４月９日，正是国共合作时期，由庄禹梅任社长的宁波《民国日报》，发表了两篇文章：《蒋介石欲效军阀故伎耶》和《王俊十大罪状》。

　　王俊是谁？

　　他是蒋介石派来的宁波、绍兴、台州、温州的防守司令。他看到文章后，大为光火，庄禹梅因言获罪，人被扣押。

　　中共宁波地委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最终决定由杨眉山和王鲲出面去交涉。

　　陈馥老太知道后，竭力劝阻杨眉山：“王俊是虎狼之人，你们两个人太糊涂了，羊入虎口，人家正等着你们上门呢。”

　　“此话怎讲？”杨眉山问。

　　“谁都知道你们是共产党员，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可这是地委的决定，杨眉山与王鲲还是奋不顾身地去了。

　　等他们二人走后不久，陈馥拔脚跟了出去，探听消息。

　　果然，其他去交涉的人都回来了，唯独杨眉山与王鲲被扣押了起来。

　　她还从一位律师朋友那里打探到，从当天晚上开始，国民党要大肆逮捕共产党，全市戒严。

　　陈馥一听到这个消息，心中一惊，却不动声色地继续跟律师聊天、套话，终于摸清了情况：晚上，国民党的臂膀上都会绑上一块白布作为标记。

　　回去后，她马上通知正在启明女中开会的同志们，然后赶紧买了一批白布，撕成小条，送到会场。

　　当天晚上，月黑风高，乱成一团，１００多位活动分子，臂缠白布，安全撤离。

　　她的远见卓识与超出常人的胆魄，令人钦佩，受人尊重。

　　第二天是４月１１日，宁波地委决定举行全市罢工、罢课、罢市，进行示威。

　　当示威队伍来到小校场（如今的鼓楼附近）时，王俊的部队开枪射击，致多人死伤，这就是宁波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一”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