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港抗日青年 第一排从右到左分别是：李祖宁、乐群、李又兰、李锦、林晖。

李又兰

学生时代的林晖

　　前情提要

　　李善祥遭到一群身着“满洲国”军服的骑兵绑架，被囚禁在深山里。与“骑兵”的交谈中，李善祥发现他们只是谋财的土匪，而幕后真正的主使者是日伪政府。

　　绑票一事，惊动了整个锦州。李善祥过去接济过百姓，因此，穷苦百姓自发组织游行，向日伪当局抗议。

　　当局顺水推舟，下令要绑匪放人，最后却是李善祥趁乱自救，从山上滚下逃生。

　　日伪借势拉拢李善祥。他深知锦州不是久留之地，便劝徐静园跟他一起回上海。但她仍不愿去南方，他没有勉强她，与她正式离婚。两年后，徐静园病逝。

　　1937年春天，李善祥化装，避开了日本人的监视，抛下东北偌大的产业，跑到上海。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回到家乡小港，忙着救护家乡的军民，可是留在上海的妻儿，他却无暇顾及。

　　记者 陈也喆 

　　青年学生回小港

　　所幸，淞沪大战的前一天，留在上海的邱天相与儿女们，在亲友的帮助下，匆忙登船逃往小港。

　　留在上海住宅里的全部书画古董，来不及带走，后来全被地痞趁乱洗劫一空。

　　一时间，小港镇忽然聚集了许多回乡的青年学生。

　　１６岁的林晖，从上虞春晖中学失学回来；１８岁的李又兰、２０岁的李祖平、１５岁的李祖宁、１４岁的李锦、１９岁的乐群等都从上海的学校失学，回到家乡。

　　他们十分关心战事的变化，天天去读报室。当时的小港没有收音机，报纸每日只有一份。

　　李祖平提议大家把报纸内容写成大字报，并倡导成立“小港镇抗日救亡宣传队”，亲自担任队长。

　　李又兰教大家学唱上海流行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大路歌》《铁蹄下的歌女》等等。

　　当时小港的男子大多上了前线，邱天相率领村妇们，为救护队烧水做饭，洗刷衣物和绷带。

　　１９３７年冬天，李善祥发现，镇海县驻军官兵缺少御寒军衣，他便买来布匹和棉花。

　　邱天相与村妇们日夜赶制，做了一批军衣、军裤、军鞋，给抗日的官兵送去暖意。

　　有一次，李祖平还带头向镇政府借了十多条步枪，自学射击，练了几天瞄准，却毫无进展，失去了信心。

　　年少轻狂的他们，一心想把日本鬼子赶出去。可是光有决心，是远远不够的。

　　１９３８年３月，李祖平首先离开镇海，去西南联大读书。在那里，他参加了地下党，走上革命的道路。

　　李又兰他们也渐渐意识到，只是做一些救援宣传工作，根本无法与日军抗衡。想要抗日，只能学好本领，上前线。

　　有一天，他们从宁波的报纸《时事公报》上看到一则广告：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招生。

　　一封锦囊妙计信

　　“我们只在小港宣传鼓动，不是个办法，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了，不如先到这个青年训练团去学一些本领，将来上前线打日本鬼子。”

　　李祖宁的一席话，大家听得热血沸腾。

　　于是，李祖宁、李又兰、李锦、林晖、汪波、乐群、虞亦博等１３个小港学生，一起向县政府报了名。

　　李善祥听说他们想去正规的学校学习军事本领，十分赞同。

　　临行前，李善祥在家里大摆筵席，邱天相做了几桌可口的饭菜。

　　菜过五味，李善祥给每个人一封锦囊妙计似的信件，信封上工整地写着“非到必要时请勿拆阅”。

　　林晖、汪波几个男孩，特别好奇，出了李家，就迫不及待地拆开看。

　　原来，是一张10元的钞票，还有一张字条：“当你遇到困难时可用这１０元钱。”

　　那时候，普通工人工资一个月４０元，１０元可以买好多天的吃食了。

　　孩子们相视一笑，准备赶路。

　　从金华到丽水的路上，有一家面馆。他们为了纪念一同抗日，奢侈地下了回馆子，每人吃了一大碗面条，拍了一张１３人的集体照。

　　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在丽水一个名叫碧湖的小镇上。

　　学生们一边读书，一边军训。他们穿上军装，男生的是灰军服，女生的是草绿色军服。

　　空旷的地上铺些厚实的稻草，压一压，就是床铺。

　　训练团的团长由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兼任。掌握政治工作的，是刚从意大利学习归来的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

　　许绍棣在意大利学了法西斯的一套，非常推崇大独裁者墨索里尼，因此青年训练团在管理上也是那一套，军阀主义严重，动辄训斥，关禁闭，培养学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教官甚至在课堂上灌输：“上司说煤球是白的，作为下级，你就得说是白的；明明是鹿，上司说是马，你就得说是马。”

　　在干部配备上，行政人员大都是从国民党军队中抽调来的军官，而政工人员则安插了许绍棣的亲信。干部们分成两派，明争暗斗，闹得不可开交。

　　小港学生们渐渐发现，这里没有大家期望的抗日气氛，有的只是官场上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

　　有一次，一个满身脂粉味的女军官从乐群的被褥下搜出了进步书籍，把她叫出去训斥了一顿。

　　这还不够，女军官还把乐群的好友李又兰搜了身，对她进行言语上的羞辱。 

　　这一切，都让小港学生们失望反感。他们常常在僻静的溪滩上聚集讨论，为民族的前途、自己的前途而感到焦虑。

　　一天，虞亦博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动员周刊》，封面皱皱的，想来是很多人翻阅过，里面详细介绍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如何教授游击战，还介绍了各地青年怎样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奔赴延安。

　　这本杂志很快便在小港学生中传阅开来，他们如饥似渴地读着每一个字，仿佛迷航的夜船见到了微弱的晨曦。

　　李又兰看完后，目光灼灼：“这才是我们真正向往的地方。”

　　汪波年纪最大，在上海工作时就参加过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经验比其他学生老到：“只有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可以领导中国人民抗战到底。”

　　林晖对青年训练团也颇有微词：“我们绝不能接受国民党这套法西斯的训练，现在我们知道了延安的消息，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到延安去，到抗日军政大学去！”

　　一个秘密大逃亡的计划，在他们心里酝酿开来。

　　10个小港学生响应了这个计划。可是想要离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穿黑色制服的教官，日日在门口守岗，稍有风吹草动，他们便警觉三分，阻拦训斥，更何况是一支十人的出逃队伍。

　　路费也是紧要的，身无分文，哪都去不了。李又兰于是写信给父亲李善祥，告诉他，这所学校并不是积极抗日的地方，希望父亲能汇钱，支持他们的决定。

　　李善祥看完信后，很支持女儿，当即汇了钱。

　　路费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怎样逃。

　　坐船逃离青训团

　　青年训练团星期日不上课，这意味着，他们每周有一天的自由活动时间。

　　汪波预先在碧湖的郊外，租好一条木船，并与大家约定，下个周日的上午，到小河边集合。

　　１９３８年１月底，李又兰、李锦、李祖宁、林晖等十个小港学生，陆续来到小河边。

　　他们登上木船，换上黑色的便衣，把军服垫在船舱上，人就坐在军服上。十人同舟共济，水流缓缓，荡漾开去。

　　舟行水上，碧波涟漪，渐行渐远，大家的心境也舒缓起来。

　　小船在龙泉溪中顺流而下，溪水清澈莹亮，小鱼历历可数，沿岸翠竹隽秀，竟是一番春天的景致。

　　突然，皮肤黝黑的船夫一边撑竹篙，一边漫不经心地问：“你们是训练团的学生吧？”

　　一句话，问得大家如坐针毡。

　　“老伯，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学生？”李锦胆大，反问船夫。

　　船夫也不言语，“嘿嘿”笑了一声，继续一竿深，一竿浅地撑着竹篙。

　　大家害怕事情暴露，后果不堪设想，干脆坦白从宽。

　　众人商量下，李又兰写了一个便条，请船夫捎带给战时青年训练团的负责人，还付给他双倍的船费。

　　便条的大意是：我们想去大后方继续读书，现送还军服。

　　形迹可疑的女人

　　他们在岸上战战兢兢地坐了一夜，十分害怕有人会把他们抓回去处分。

　　一听到风吹野草，窸窸窣窣的声音，他们便警觉起来，好在最终都只是虚惊一场。

　　第二天天微亮，他们便去汽车站，买了到金华的票。汽车到了金华，再坐上去江西九江的火车，下了火车乘船去武汉。

　　到了武汉，他们找到宁波同乡会，才终于在难民收容所暂时安顿下来。

　　一路上，他们饿了啃饼，渴了讨水喝，可是路途迢迢，身上的盘缠，转眼花得精光。

　　李又兰想到，父亲曾对自己说过，小港镇镇长唐爱陆的大儿子唐性天就住在汉口。

　　于是，几个学生一路打听住址，登门借钱。

　　“我是李善祥的女儿，我们原本在浙江战时青年训练团读书，想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李又兰向唐性天说明了来意。

　　正在这个时候，窗外经过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她故意放慢脚步，侧耳细听了一会儿。

　　林晖发现了那个女人，示意李又兰不要再讲下去。偷听的女人悻悻地走了。

　　后来他们才知道，那个形迹可疑的女人转身便出卖了他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武汉警备司令部情报科科长乐济书。（未完待续） 

　　（本文根据李善祥外孙女林放放、李迎口述整理，感谢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提供相关史料与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