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帮忙时，周阿香只能靠敲盆来呼唤老伴。记者 王鹏 摄

　　春节过后，回家团聚的儿女又一次离开父母。对于不少老人来说，是再一次被冷清和孤单包围。

　　之前，本报刊登了《一位企业家的转型之痛》《养老机构一床难求，部分星级酒店能否改成养老型酒店？》两篇关于养老产业的报道，引起不少读者关注。有人提出：好的养老院固然一床难求，但养老真的是多造几个养老机构就能解决的问题吗？

　　据市老龄办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５年底，我市６０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１３１．６万，占户籍人口总数的２２．４％，也就是说，平均５个人差不多就有一个是老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他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将来。近日，记者在社工的陪同下，走进老龄化问题比较典型的海曙区新典社区，走近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如实记录他们的现在，也为了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加幸福而体面的将来。

　　记者 樊卓婧 鲍云洁 通讯员 邓天武 毛一波 

　　“动不了”和“听不到”的

　　相濡以沫

　　周阿香８４岁，陈高平８９岁。这老两口，一个动不了，一个听不到。

　　我们在屋外咚咚地敲门，老太太在屋里砰砰地敲盆。

　　好一会儿，终于听到老爷子的大嗓门：“来啦，来啦，啥人啦？”

　　门开了，一个花白的脑袋冒了出来，同时扑面而来的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狭窄的一居室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木板、纸盒、衣服、鞋子等物，一件挨着一件，床上、桌上、地上，到处都是，有的已经沿着墙“爬”到了天花板。

　　卧室的窗被这些杂物挡住了大半，只留下一个角。勉强挤进的一缕阳光打在地上，是这个屋里唯一的光源。

　　屋里并排放了两张床，上面被褥衣物团成一团。老太太蜷缩着干瘦的身躯，填满了床上剩下的空间。

　　老两口退休前都是企业工人，１０多年前拆迁搬到了这里。因为肌肉萎缩，周阿香已经１０多年没有下楼了，绑着成人尿不湿，日夜坐在床上，一日三餐都由老伴做好，送到床头。

　　她正仰着头，干瘪的嘴吃力地吞咽着口水，目光斜视着对面桌上的电视。央视１１套在重播２０１６年的春晚，冯巩和徐帆说得正热闹，但是老太太看不太清楚，她也听不懂什么叫“主要看气质”。电视开着，只为图一个动静。

　　她已经很难再像几年前那样和老伴说说笑笑了，陈高平这些年耳朵越来越背，他每天在客厅翻报纸打发时间。

　　两人的沟通工具是挂在床头的一只铝盆，以及一根加长了的“不求人”。周阿香叫老伴听不见，就用不求人敲盆。

　　“砰、砰、砰”———有人敲门了！

　　“砰、砰、砰”———要换尿不湿了！

　　“砰、砰、砰”———饭吃好了！

　　往往要敲好几下，陈高平才能听到。周阿香说，她也不敢敲得太重，怕吵着邻居。

　　陈高平就在屋外的客厅干坐着，双手落膝，一声不响，偶尔往屋里看一眼。

　　老人的两个儿女每天上午和下午分别来一次，给他们买点菜，收拾一下。平时，周阿香就靠陈高平照顾。在老伴瘫痪的那些年里，陈高平怕万一有事叫不应，几乎也没有下过楼。

　　在新典社区，这样的相濡以沫的恩爱故事有很多。

　　４楼的７０多岁的钟杰在楼下开了个配钥匙的小店，他的老伴患了尿毒症，一周三次血透，每次都是钟师傅把她背下楼。但从今年起，他再也背不动了，只能在店里支张小床，让老伴睡在里面，方便照顾。

　　“毛病一天比一天严重，现在站也站不起来了。”钟杰压低嗓音对邻居说。

　　８２岁的陈大元骑着小三轮在小区里面转，碰到垃圾筒就停下来“寻宝”，据说每天能赚个几十元。他说这些钱要补贴老伴的药费。老伴比他大８岁，有糖尿病、关节炎，还装着心脏支架。

　　“少年夫妻老来伴，只有我照顾她，我自己苦一点没有关系的。”他说。

　　小区里的人常常看到他载着老伴出来遛弯，“老头儿脏兮兮的，老太太干净着呢，衣服笔挺。”

　　他载着她，一前一后，边骑，边笑着聊天，怎么看都是温馨的场面，只是老头的背越来越弯了，伏在车把上，像一张苍老的弓……

　　居家养老所能提供的

　　还远远不够

　　据了解，新典社区６０周岁以上老人有１５００多人，独居老人１２９人，失独老人１８人，不同程度的失能老人有数十个。近年来，随着全国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失能老人没人管、独居老人在家死亡多日后才被发现的新闻挑动着很多人敏感的神经，那些脆弱而孤独的老人，到底应该被怎样照顾？

　　在我们走访的很多老人的家里，不难发现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用心的细节。

　　周阿香的家里，通过政府资助装上了一排扶手，可以方便高龄老人行走。

　　陈平９０岁了，没有孩子，一人住在两居室里。他可以自己买菜做饭，社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给他请了个钟点工，每天来给他洗洗衣服打扫卫生。这位高龄独居老人的家，窗明几净，整整齐齐。

　　茶几上放了两个杯子，他说隔壁７０多岁的黄师傅每天都会来陪他聊聊天。

　　８６岁的应雪琴和社区许多老人一起，享受送餐服务。每天中午和傍晚，热腾腾的两菜一汤就会由社工送上门……

　　但这些，远远不够。

　　应雪琴已经不止一次被送餐的社工发现摔倒在家里了。５个月前，她倒下后就一直没能下床。女儿为此又给她请了一名阿姨，一天两次来喂饭，社区也专门安排了一个邻居，每天来看看她。

　　但其他时间，特别是晚上，这个年近九十、行动不便的老太太还是一个人，想想都让人担心。

　　一个简易坐便器放在床边，没人的时候，她需要自己挪到上面“方便”，很艰难。

　　应雪琴的枕边，放着两个女儿的电话。我们问她，女儿住在哪里，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路蛮远的，平常也来，有事体打电话”。

　　陪我们走访的社工何冬梅介绍，海曙区明确要求“强化社工包片联户工作，建立独居老人基本信息一人一档制度和定期分类走访制度，了解老人的困难程度、潜在风险和基本需求”，社工每半月至少一次面访，此外培育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义工团队等为独居老人的多样化需求提供帮助。

　　他们社工经常走访，每个老人家里的基本情况都了如指掌，社区还有一个１００多人的“５０帮７０”志愿者服务联盟，因此，基本每一个独居高龄老人，每天都会有志愿者或者社工去“敲敲他的门”。

　　也有例外，何冬梅说，社区有个特别孤僻的老人，也快９０岁了，不喜欢人上门打扰，也不喜欢和人打交道。楼下一名志愿者，每天去听听屋里的动静，一晃也坚持了１０年。

　　如何在隐私与安全之间找一个平衡点，他们也一直在努力摸索。对于一些相对年轻的老人，做不到天天见面，社区和物业也会时时留意他们的生活细节。有一次，他们发现一位６１岁的老人一天没有拿牛奶，也没见到人，敲门也无人应答，于是打电话给他女儿，结果发现，老人因为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家里。

　　“老人在家去世多日不被发现的事，基本不会发生。”何冬梅说。可是，多数老人需要的不止这些，他们需要实实在在的陪伴和贴身照顾，而在这点上社区能做到的确实很有限。

　　近一半养老机构空着

　　为什么？

　　采访到最后，我们心情很沉重。

　　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称为“失能老人”。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分析，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洗澡６项指标，一到两项“做不了”的，定义为“轻度失能”，三到四项“做不了”的定义为“中度失能”，五到六项“做不了”的定义为“重度失能”。

　　看起来，就是一个老人慢慢地退化成一个无助的，吃喝拉撒都要人照顾的“孩子”，而在这个过程中，很少有人能坦然地接受这些变化，并找到对待他们最好最合适的方式。

　　居委会１０多名社工要负责３０００多户居民的日常管理和事务，担子不轻。在我们看来，周阿香夫妇、应雪琴等老人并不适合“居家养老”，应该选择专业机构。但意外的是，几乎每一位被采访者，都表示不考虑住养老院，而且各有各的理由。

　　“住养老院要钞票的，我们就这样过过好了。”周阿香说。我们告诉她，敬老院里有更多的人陪她聊天。她摆摆手：“住不起哦。”

　　陈平的退休金比这对夫妇高一点，但是他说他喜欢安静，喜欢一个人看看书。他在家里有一个大书房，满墙的书。他说：“养老院不可能有这样的条件，我也不习惯和别人挤一间。”

　　应雪琴并不愿意说具体原因：“能过就这样过着，实在不行了再住养老院。”

　　陈大元说，他自己有能力，不麻烦政府。事实上，他的退休金不低，而且因为捡的垃圾会堆在楼道里，邻居们已经颇有怨言。

　　“每个老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我们不好勉强的。”何冬梅说。

　　而与此相应的，像颐乐园之类的市区公办养老院一床难求的新闻频频见诸报道，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不健全和养老服务供给总量不足的问题被一再提及。但事实上，并非所有养老院都供不应求。

　　有数据显示，截至“十二五”末，我市养老床位“一床难求”的困难局面已经基本扭转，全市共有养老机构２４５家，床位４６４３９张，平均每百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３．６张。

　　《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显示，２０１４年末全国养老床位空置率达４８％，其中北京空置４０％至５０％；上海空置３０％～４０％；在杭州和宁波，情况也不容乐观，空置率为４０％～５０％。

　　“传统观念还是挺普遍的，老人们不愿离开家，不想子女们被说‘不孝’。”一家养老机构的负责人分析，“结构性问题也比较明显，市中心的养老院挤不进，一些新建的养老院地处城郊，而老人更愿意在家门口养老。一些养老机构的环境和服务，与老年人家庭化、人性化的需求尚有差距。现在的情况就是，便宜又好的公办养老机构住不进，能住进又让人满意的养老机构又承担不起费用，能住进又便宜的又实在达不到自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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