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月３０日，广东省纪委官方网站“南粤清风”通报称，２０１５年，全省查处违规收送“红包”礼金５５８人，有５８２０名党员干部主动拒收或上缴“红包”礼金９０５８．３万元。

　　（３月３１日《新快报》） 

　　提倡主动上缴红包是正确的，也是反腐的一种形式。不过，要预防这样一种现象，即主动上缴红包演变成新版“割发代首”，只要把红包主动上缴，就万事大吉了，就既往不咎了。

　　必须承认，不是所有的腐败都能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激励的制度，鼓励伸手的人能缩回自己的手，积极改正错误。在腐败问题不可能完全发现的语境之下，这是非常现实的选择。但是，主动上缴红包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问题了，因为这不能消除他们受贿的基本事实。

　　这似乎是很纠结的事情。不鼓励主动上缴红包，一些腐败行为可能就要隐藏下去；鼓励主动上缴红包，如果还按照受贿的标准处理，就会打消一些人上缴红包的积极性。其实，这一点都不矛盾，关键在于对上缴红包的纠错行为，该给予怎样的宽容。

　　这牵涉的其实是度的问题。若是过度宽容，只要上缴红包就没有问题，大不了只是教育教育，就等同于漠视犯罪。坦白从宽是对的，但坦白从宽需要有基本的底线，不能上缴之后就万事大吉，还是应该给予适当处罚的。

　　有人会说，如此这般谁还愿意主动上缴红包？这就需要我们在实施坦白从宽的政策之后，坚持抗拒从严的打击。对于不主动上缴红包的人，应该提高打击标准，只要是纪检部门发现的，就一棍子打死。

　　还值得关注的是如何界定“主动”和“被动”。对于一些人来说，或许所谓的“主动”，只是迫于无奈的“被动”；更或许，上缴的红包只是九牛一毛，只是章鱼为了保命丢给纪检部门的一只脚。

　　概而言之，对主动上缴红包可以适当宽容，但不能没有底线，可以从轻处罚，但既往不咎要谨慎。郭元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