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２０１６第一届国际家族办公室大会在宁波大剧院举行，会上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与著名经济学家王德培就当前的经济形势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莅临现场的宁波企业家都表示“全是干货，收获颇丰”。那么这场票价高达１９８０元的讲座究竟说了什么，吴晓波与王德培又抛出了什么令企业家兴奋的观点呢？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记者 乐骁立 劳育聪/文 通讯员 李晨韵/摄 

　　吴晓波：

　　趋势像姚江一样浩浩荡荡

　　在演讲开场白中，吴晓波说：“我母亲临产的时候，父亲把她送到了宁波的大姐家。就这样，我出生在宁波的江东，江厦桥下的大河路，那是１９６８年的９月９日。我在宁波度过了９年的时光。”

　　这大概是吴晓波第一次向宁波媒体公开表明，他出生在宁波。

　　随后，吴晓波就围绕今年“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阐述了２０１６年他所看到的４个趋势。

　　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做“埋头种地，抬头看天”。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埋头种地”就是指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天”是由趋势、工具以及政策三部分构成。

　　他打了个比方，“趋势就好像门口的姚江水，从西向东浩浩荡荡流过，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由此说明趋势判断对经济运行、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借着这个比方，他开始阐述２０１６年他所看到的四个趋势。

　　第一个趋势：从市场经济到后市场经济，互联网的“连接革命”接近尾声，随之而来的是优质制造商的春天。

　　他指出，从１９９８年以来，“互联网”这一新工具的出现给整个市场带来了颠覆性的冲击。而现在互联网及其相关产业所形成的经济“新常态”已经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基础。

　　中国曾经历过计划经济形态、商品经济形态、市场经济形态等不同的状态，而在１９９８年，“互联网”这一新工具的出现给整个市场带来了颠覆性的冲击。而互联网一共带来了４次冲击，从最初带来门户、社交、搜索上的改变，再到电商的出现击垮制造业，紧接着是颠覆服务业的Ｏ２Ｏ模式，最后到现如今生长旺盛的互联网金融。

　　在这一场洗牌的过程中，许多品牌遭遇了“雪崩”，财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动，生产资料与资本配置尚不稳定。于是，他将目前的经济形态定义为“后市场经济形态”。

　　随后，他提出了在后市场经济形态中的一个重要元素———“社群经济”，“社群经济”就是围绕连接、价值观、内容进行经营活动，从而带动优质产品的流通。

　　进而，吴晓波提出了第二个趋势，即“从屌丝狂欢到中产理性消费”。

　　目前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出现分化，一类追求“性价比”，始终对“物美价廉”这一理念深信不疑的大众消费群体，这一群体规模大概有６亿人，吴晓波将其戏称为“屌丝消费群体”；而另一类则是１．５亿愿意为自己喜爱的东西理性买单的中产阶级。

　　“为什么国人会去日本哄抢马桶盖、电饭煲、吹风机、菜刀等产品呢？据我所知，这些产品在中国都有规模庞大的产业集群，就比如宁波的小家电就有巨大的产能。那为什么中国人不愿意买国产的东西呢？”吴晓波借此抛出了观点。

　　“因为供需不匹配，生产无法满足市场，这就为制造型企业生产指明了方向。这也就是国家大力供给侧改革的原因。”

　　“毫无疑问的是，即便屌丝们仍然活跃，但是中产阶级的消费者也在慢慢登场，并会带来一种新的消费文化。在中产眼中，性价比应让位于性能比”，吴晓波指出，“未来大众品牌会消失，个性化的产品则会展现巨大的优势。”

　　他表示，宁波有深厚的制造业、轻工业基础，宁波企业应围绕这一命题展开讨论，迎接优质制造业的春天。

　　要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就必须升级技术。“我们现在去德国汉诺威考察，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未来推动产业的趋势。诸如传感器、３Ｄ打印机、微处理器等产品，德国都是走在世界技术革命的前列。”他阐述道。

　　所以他所看到的第三个趋势是“从营销驱动到技术驱动”。

　　吴晓波表示，从营销驱动到技术驱动，互联网工具被普遍使用，核心技术能力的价值凸显。“中产阶级崛起的浪潮加上互联网信息化革命的浪潮之下，经营者只要善于利用互联网工具、传播工具、管理工具和制造工具，以及根据受众的需求提供相应的产品，就能淘汰掉原来在市场经济中舒舒服服收敛财富的那批人。”

　　第四个趋势，是“中国商业资本将从产业资本转变成产融资本”。吴晓波作了一个对比：“过去，企业赚的每一分钱都与产业有关，同时与银行建立了资本关系，被称为产业资本主义时期；而未来企业所提供的每一项服务与消费，都可能被打包成证券产品在市场上进行销售，金融股权逐渐会转移到证券上。此外，目前融资渠道也更加丰富，企业可以通过基金、信托等方式进行融资。”

　　王德培：

　　“后危机时代”企业应寻找“新大陆”

　　王德培从更加宏观的层面解读了当前的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大环境，指出了目前他所认为的问题与原因，随后提出了调结构的三个关键要素。

　　王德培首先认为，２０１６年世界经济正处于“后危机时代”的初期，相对应地把２００８年次贷危机爆发到２０１５年这段时间定义为“抗战８年”。在此前的８年中，各国似乎在应对危机的对策上逐渐趋于一致，几乎都实行了与美国“量化宽松”相类似的政策。

　　“从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宣布将要开着直升机向华尔街投放钞票，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启动大胆的货币政策，全球各大经济体纷纷开启印钞机。我将这种量化宽松称之为国家金融主义。”王德培说。

　　因此他认为，目前的世界经济环境仍是跌宕起伏，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国家金融主义”造成的。而中国经历了３０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增长后，经济规模急剧扩大，但也出现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逐渐扩大、产能过剩等结构性问题。所以，国家从２０１２年开始进行实质性的调结构与去产能。对企业来说，如何理解、实践“调结构”，是未来能否实现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就此，他提出了在结构调整中起到决定性因素的三大变量———货币、新经济、新大陆。

　　“当这么多的货币被推向市场，我们国家各种资产性的产品将被重新定价。去年下半年，房地产价格井喷与近期大宗商品价格动荡的内在动因就是货币。所以真正在‘调结构’的是货币。”他说。

　　第二个变量就是新经济。王德培说，目前，互联网及相关产业在客观上已经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形成了巨大影响。他用一句诗简要概括了新经济的作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新经济将会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最重要抓手之一。

　　“而开拓新大陆、寻找市场则不仅是去产能的重要方式，更是企业寻求进一步发展的绝佳途径。”他说。

　　他认为，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因为产能过剩似乎迷失了方向，而大量的资本也急于寻找投资洼地。“中国目前引领世界的先进产能之一是高铁制造业，而中国本土似乎已无法消化这部分庞大的产能，所以中国高铁开始高歌猛进地走出去，从芝加哥到纽约的地铁，从印尼到伊朗。于是，拓展新大陆、开发新市场成为制造型企业的新战场。同样，我国的资本也开始涌入欧美国家，进行不动产和各种金融衍生品的投资。”

　　“后危机时代，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一同出发，如何决胜新大陆、新市场，是一个企业家需要思考的命题。”王德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