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葆三像

　　朱葆三（1848-1926），原名佩珍，字葆三，出生于嘉兴府平湖县，后随父落籍舟山定海（时属宁波），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宁波帮”早期领袖之一。

　　他一生介入沪上社会，创办近代工商业、轮运业、金融业，积极投身辛亥上海光复运动，曾担任上海都督府财政总长、上海总商会会长等要职，成就了一代“绅商”的赫赫显名。他做事一诺九鼎，责任感强，诚信度高，民间有“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的褒扬。

　　但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与严信厚、叶澄衷、虞洽卿等宁波帮重要人物相比，人们对朱葆三的认识和研究相对滞后，与他的历史地位并不相称。今年是朱葆三逝世90周年，宁波帮博物馆编辑出版《朱葆三史料集》一书，填补了部分史料空白。

　　经手庚子款

　　“宁波帮”早期商人在上海的发家史都有些相似。1861年，少年朱葆三在一家叫“协记”的五金店当学徒，因为勤勉好学，刻苦工作，深得店主器重，17岁就被提拔当了账房兼营业主任，他的工作为五金店带来不少利润。朱葆三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洋泾浜”英语，给他做生意带来很大帮助。

　　后来，“协记”老板病故，30岁的朱葆三在上海创立了自己的五金店“慎裕”。他一改以往“守株待兔”式的专靠门售办法，主动承接大建筑包工头批销。店小生意大，几千两银子的股本，一年中做出几十万两的买卖，简直成了上海滩的新闻。再加上跟洋人合作进口钢管等“大五金”生意，几年下来，“慎裕”顺风顺水，年年获利，成了五金行业的领袖。

　　朱葆三做生意，奉行“做事先做人”。在同乡和同行中，威望很高，因为他讲信义，常为人排忧解难，言出立断，加上善于交际，做生意和做人都经营得很好。

　　在朱葆三风云显赫的一生中，有几桩事不能不提，“经手庚子款”就是其中了不起的一桩。

　　1901年，朱葆三的朋友袁树勋（袁世凯的堂兄）调任上海道台。道台本没什么大不了，但因为当时清政府责令各口岸将海关关税如数交纳给上海关道，由上海江海关道负责拨解洋债赔款（庚子赔款），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肥缺。 

　　庚子赔款数额巨大，保管周期长，平时分存在上海各银号及钱庄，听候拨解。这笔钱自然成了各银号争相招徕的大买卖。袁树勋是读书人出身，对财务管理并不在行，他想到了老朋友朱葆三。1902年，袁树勋特聘朱葆三任道署总账房，把大宗库银委托他出面拆放，等于说朱葆三实际掌握了上海道公款的存放处置权。

　　据说，每天清晨起，“慎裕”二楼就高朋满座，每个钱庄的经理要拆入款项，都得向朱葆三恳示用款，朱葆三俨然成了上海各大钱庄的信贷评估人。而他在此期间表现出的高远见识和自我节制，不仅让他自己收获了实惠，也让整个金融界对他多有称颂。

　　朱葆三一封信

　　“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这是大众对朱葆三毕生经商为人的最高赞誉。

　　事情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武昌起义不久，上海革命党人也发动了起义，组织了沪军都督府。1911年11月，都督陈其美要求提用存于上海各钱庄的道库存款（实际上就是上海道台衙门存于各钱庄的庚子赔款）以应军需。但原道台刘燕翼避入租界拒不出面，道库存款存折都放在各国驻沪领事领袖———比利时领事薛福德手中。

　　领事们以尚未承认革命政府为理由，不许将各钱庄的存折取出。钱庄方面也坚持祖制，不见道台印鉴及存折，不肯付款。盛怒之下，陈其美下令将上海钱业会馆的董事朱五楼软禁起来。一时间，沪上钱庄的大小老板都陷入了恐惧之中。

　　后经多方磋商，商量出一个办法。钱庄在道库公款内划出白银给革命军，由时任都督府财政总长的朱葆三出面具函签发收据核收，如果各国驻沪领事干预，由都督府承担责任，负责料理清楚，担保各钱庄不受连累。这实际上是要求朱葆三以个人信誉担保各钱庄太平。最终，有八家外国银行答应各借五万，90家华商银行及钱庄，各借两万，共筹得200多万银元援助革命，才了结此事。

　　“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的说法由此而来。对一个商人而言，这样的评价不啻黄金万两。

　　摘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牌子

　　作为上海滩的财富精英，朱葆三并不是一个只管自己赚钱的商人，他也是一个关注社会事务、富有正义感的社会贤达，将私利和公义看得明白。列强侵华期间，租界公共建筑常不准华人随意进入。上海最早建立的公园之一复兴公园门口，甚至挂出旨在侮辱中国人民的“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牌子。20世纪初，在朱葆三的精心策划下，这块牌子被摘掉。

　　朱葆三先是买了一匹33米长的“阴丹士林”蓝布，请奉化红帮裁缝师傅用整匹布做了一件特大号的长衫。制成后，朱葆三请人到法租界雇来八个普通法国人，允诺：八个人抬着这件长衫，从静安寺出发，到南京路外滩，每走若干步，就跪下来拜一拜，每拜一次，得一块银元。洋人听说报酬如此丰厚，纷纷答应。

　　到了预定的日子，一行人来到静安寺门口。朱葆三叫他的大儿子穿上这件长衫，两个洋人在前面抬衣摆，两个人在后面抬衣摆。其余四个两左两右，各抬一边衣袖。然后，以洋鼓洋号为前导，吹吹打打地出发。路上八个法国人每走若干步就停下来围跪一次着长衫的中国人，羞得路上的外国人掩面而走。

　　事后，朱葆三按照约定给了赏钱，同时声明，如果法国人不将复兴公园门口的牌子摘掉，他还将组织更精彩的节目，比如雇佣几个法国妓女，当街表演脱衣舞。

　　法国人意识到中国人不好惹，只好把牌子摘掉。这一消息大快人心，四处传扬，一个叫朱功臣的江苏人还将此事填了一首词《满江红·朱葆三颂》，词曰：“吐气扬眉伸正义，低头掩面溜洋敌。畏华人、悄悄摘园牌，朱公忆。”

　　动荡岁月毁誉参半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朱葆三是上海的“商界泰斗，实业领袖”，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块金字招牌，无形资产价值极高。1915年，他取得了上海总商会会长职务，这也许是当时上海最有势力的利益集团了，67岁的朱葆三走上人生巅峰。然而，四年后的一次“佳电”事件，却让他的人生骤遭转折。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收回在山东的主权成为万众瞩目的话题。一向对政治事件积极表态的上海总商会，这次却迟迟没有发声。直到5月9日，才给北京政府发了著名的“佳电”。电文主张，对于德国交还青岛等问题，“应将此项议案提交大会，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这个主张正是中国各界誓死反对的。此电一出，立即遭到全国的一片声讨。上海的媒体又发掘出“佳电出笼的真相”，一些更加深入的报道把朱葆三与日本商界的生意往来陆续公开，大肆炒作，朱葆三的声誉跌入谷底。

　　众口铄金，作为上海总商会会长的朱葆三首当其冲。虽然根据后世研究，朱葆三并不应对此次事件负全责———时年71岁的他平时已不大过问会务，仅画押署名而已，一切由副会长沈联芳主持。“佳电”也并不完全是媚日卖国主张，而是提出了一种收回青岛的独特策略和方案。但在事件发生的当下，朱葆三无疑置身风口浪尖。激愤之下，他几次向商会请辞，但都没有受到允准。

　　商会依然保有了朱葆三的荣誉，但心如死灰的他从此退出错综复杂的政治舞台，专心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公益事业与教育事业，在晚年成了一名受人敬重的实业慈善家。

　　1926年，78岁的朱葆三因病在上海寓所逝世，上海商界为他举办了近乎奢华的葬礼。在灵柩经过的马路上，设有32处路祭，送葬仪仗也有32种之多，成为后人遥想上海风情记忆的一个大场面。法租界公董局破例命名朱葆三创办的华安水火保险公司所在马路为“朱葆三路”（今溪口路），这是上海第一条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道路。

　　记者 顾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