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晚，话剧《大江东去》在逸夫剧院上演。记者 周建平 摄

陈顺通

    前晚，宁波市演艺集团创排的首部话剧《大江东去》在逸夫剧院上演。演出结束后，一位八旬老人在儿子的搀扶下上台，向演员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你们，把我父辈们的故事通过戏剧表现出来，这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和对宁波帮精神的传承。”讲起父辈当年的故事，老人几度哽咽，“看戏的时候，我的耳边又响起父亲对我说的话：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对得起祖辈，得让我的后代抬起头做人。父亲做到了。”

    这位老人是陈乾康，他的父亲就是话剧《大江东去》主人公洪一龙的原型之一——民国初期一代船王、鄞州云龙镇冠英村人陈顺通。1930年，陈顺通在上海开办了中威轮船公司，先后拥有“太平”“源长”“顺丰”“新太平”等轮船。剧中，随着一声掷地有声的“我，是宁波的儿子！我，是中国的商人！”洪一龙为阻挡日寇战舰沿长江西进，把自己公司的78艘大船悉数列队松江口炸沉，其爱国气魄令人震撼。

    1

    在宁波帮博物馆偶然发现原型

    话剧《大江东去》以宁波商帮为题材，反映了国运兴衰之际，宁波商人洪一龙与军阀、地痞流氓、外资买办、日本特务等斗智斗勇的事迹。最终，洪一龙以过人的气魄、决心和智慧成为中国航运业的翘楚。

    市演艺集团董事长邹建红介绍说：“当时《大江东去》剧本的初稿出来后，我们创作组工作人员到宁波帮博物馆找素材，博物馆馆长王辉告诉我：这个剧中的洪一龙很像陈顺通的故事。于是我们专程去拜访了他的后人。可以确定地说，有三点是和原型一致的：拒绝出任日本控制下的船业行业协会会长一职；捐出自己的轮船炸沉以抵抗阻挡日舰沿长江西进；成立航运公司与英法日势力作斗争。”

    邹建红补充说：“剧中主角不仅是宁波商人的形象代表，更重要的是，通过他，观众可以看到在抗日战争时期，宁波商人舍小家为大家的气魄。”

    “看了《大江东去》之后我感到非常震撼，今天我真正了解了什么叫‘宁波帮精神’。宁波本土的第一台话剧居然那么精彩，那么有意义，这真的是一部良心剧。”市民梁女士在逸夫剧院看完《大江东去》之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向记者诉说了自己的感动。

    2

    “源长轮”自沉江阴要塞

    陈顺通1897年1月出生于鄞州云龙镇冠英村。今年已经82岁的陈乾康是陈顺通最小的儿子：“父亲于1949年11月14日在上海寓所病逝时，我只有14岁，但每当忆及父亲在抗战中的爱国之举，敬佩之情便油然而生。如今，在云龙老家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两层楼房还在，这次我们就是来清明祭祖的。”

    陈乾康告诉记者：1930年，父亲在上海创立独资的中威轮船公司，到抗战爆发前，他所经营的航运业已经是如日中天，成为中国一代船王，先后拥有“太平”“源长”“顺丰”“新太平”等轮船。中威轮船公司吨位拥有量在中国各大轮船公司中名列前茅，成为当时四大轮船公司之一。

    抗战爆发后，当时的中国政府立即着手进行一项战时特别措施：封锁全国的重要江海口，即为实施江阴要塞、黄埔口、闽江口、宁波镇海、海州、珠江口以及马当一带封锁阻塞工事，而征用吨位较大的船舶，将它们沉没于上述重要的船道上，以防止日本海军的进攻。

    此时，中威轮船公司旗下的“顺丰轮”“新太平轮”在抗战前已租借给了日本公司，抗战爆发后，日方就以种种理由不继续履行租船合约。陈顺通实际掌控的轮船只剩下了“源长轮（3360吨）”和“太平轮（3550吨）”，即便如此，陈顺通还是将他所剩仅有的2艘轮船交由政府征用，用于抗战。

    1937年8月，日寇的铁蹄侵犯到上海、南京一线，扬言要在3个月内亡我中国。为防止日舰溯江进攻南京，在此危难之际，“源长轮”于8月12日，同其他20多艘船舶一起作为军事防御工事自沉于江阴要塞。大量的沉船、石料在长江上构筑了一条牢固的阻塞线，日本舰艇无法越雷池半步，只好派飞机对江阴要塞和中国海军舰艇进行轰炸。保卫江阴封锁线的战斗阻遏了日军沿江西上的企图，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保护了长江下游军政机关、工矿企业的安全转移，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陈乾康说：“‘源长轮’对于我家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我父母亲共同创业的见证。在订购这艘船的时候，父亲只有一半的购船款。母亲戴芸香知道这件事后，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给我父亲，才顺利买下‘源长轮’。”

    3

    “太平轮”自沉家乡镇海口

    《大江东去》剧中，其中一个感人的镜头是洪一龙要求所有准备自沉轮船的头对着家乡，表达自己对故土的眷念和热爱。陈乾康说：“历史上，父亲也是这么做的。”

    1938年年初的一天，“太平轮”悄悄停靠到了镇海码头，它负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在必要时立即自沉于甬江出海口的主船道。因为当时随着中国一些重要港口的失守，许多抗战所需的战略物资由英法控制的上海租界船运至镇海口，再驳到小船上，然后通过陆路进入金华等地，再运送到抗战前线。

    陈乾康回忆道：“1939年6月，为登陆镇海做准备的日军，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轰炸。6月27日，‘太平轮’的船长同时收到了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是将‘太平轮’沉没的指令；另一封电报是我父亲从上海发来的，要求船长在沉船时挂好国旗，同时务必将‘太平轮’的船首指向他的家乡方向。船上还有十多吨用来压舱的食盐。在接到通知后，冠英村的乡亲们摇着船推着车赶来了，将船上的生活用品和盐全部运走。”

    6月28日晚上约8点，“太平轮”在夜色中启航了，镇海城里的许多百姓赶到码头默默地为“太平轮”送行。“太平轮”开到甬江口主船道上后，将船首徐徐指向了南方，对着的正是故乡的方向。接应船员的小艇开了过来，船长带人离开“太平轮”，登上小艇。沉船命令下达。随着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一股浓烟冒出，“太平轮”摇晃了一下，然后开始慢慢下沉。

    4

    抗战期间

    拒绝日伪劝降

    自沉轮船等于毁掉了自己的经营业务，抗战爆发后，即使有再多的钱，也没有办法从国外订到船舶，这个损失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8·13”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由于陈顺通会日语，抗战前中威轮船公司同日本航运界、商界都有往来。日本特务和汪伪政府的官员曾多次登门，劝说陈顺通与日本合作主持上海的航运业，但每次都被他严词拒绝。

    “父亲多次说，国家民族危难之时，作为中国人，所作所为首先要对得起祖国；其次要无愧于先辈；还有就是要让子孙后代能够抬起头来做人。母亲戴芸香在世时，也经常用这些话来教育家族的后人。”陈乾康说，“这已经成为我们的家训。”一边陪同的孙子也连连点头。

    陈乾康深情地说道：“在父亲的身上，我深深体会到个人的命运和事业是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国强则民安，国强则民富。”

    抗战前1936年，租借给了日本公司的中威轮船公司旗下的“顺丰轮”“新太平轮”，在历经78年的坎坷追偿后，于2014年4月在上海海事法院的强制执行下，日方终于支付了赔偿。陈乾康对此特别感慨：“如果不是国家强大了，恐怕也没有机会要回这些赔偿。”

    记 者 陈晓旻 

    通讯员 房 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