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彬与贝宁CERCO大学物流班的学生合影。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胡克满老师，最近收到了澳门科技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正是因为有了去贝宁支教的经历，我今年才有勇气申请全英文授课的大学。”他说，去贝宁支教，不仅让中国的教育走了出去，还让他克服了语言障碍，突破了自己。

    2014年，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依托贝宁中国经济贸易发展中心和Groupe CERCO大学开展了“中非（贝宁）职业教育培训基地”。胡克满和同事江彬是第一批去贝宁支教的老师。

    此后，学校的老师不仅去贝宁，还将去斯里兰卡、肯尼亚等地支教。这些老师以传播专业知识、传递中华文化为己任，为世界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开辟了一扇“友谊之窗”。

    条件简陋超乎想象

    2015年7月，经过20个小时的飞行，胡克满和江彬登抵达目的地Groupe CERCO大学。

    江彬说，虽然出发前有充分的心理预期，但是学校的简陋还是让他们很意外。CERCO学校是一栋5层高的楼，有10多个教室，教室里配备简单的桌椅，部分教室配备幻灯片放映设备。另外还有一个实验室，几乎没有实验设备，主要是一个木制的操作台，供学生在此拆卸组装电脑、电子设备之类。部分楼层有WIFI，但速度极慢。

    不过，学生对中国老师的期待更让他们意外，由于订课的学生很多，原定授课时间为每天2~3小时，后来增加到了每天6小时，每个教师涉及两个班级，其中一个是学士学位班，另外一个是硕士学位班。

    “学校有3000多个学生，但是几乎都是走读的，学校没有食堂。”因此，当时学校承诺只负责住和行，不负责吃。

    不仅学校没有食堂，就连城市里也没有像样的餐馆。“科托努虽然是贝宁最大的城市，但是与我国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差不多，都是土路，有路边摊，但是不敢吃。”江彬说，好在胡克满带了饼干，勉强熬过三天，浙江天时国际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带他们去了一家相对干净的餐馆。

    后来，学校请了一位厨师，解决了他们的饮食问题。“当地几乎没有绿色蔬菜，能吃到面条和土豆已经很满足了。”江彬说。

    “这里的上课时间也与我们国内的不同，本科班是从早上9点上到中午12点，硕士班是从晚上7点上到10点。”江彬说，虽然有点辛苦，但是看到学生们听得那么认真，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将中国文化融入教学内容

    “贝宁虽然看起来落后，但还是很开放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有来自尼日利亚的，也有来自喀麦隆的。”胡克满说，贝宁是法语系国家，他们主要是英语授课。

    在去贝宁之前，胡克满下了很多功夫，从亚马逊上买了教材，电子元件、电路板等准备了一大箱。“但是临行前一个月，学校说没有翻译，我当时就慌了，直到登上飞机的那一刻，我还在纠结，担心和学生没法交流。”胡克满说。

    胡克满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他上第一堂课的情景，“声音都是抖的，我一开始没敢讲专业知识，而是主要讲中国文化，在讲了30分钟以后，渐渐平静下来了，开始讲专业课程。”

    后来，胡克满和学生交流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顺畅，实在有听不懂的，会有助教帮忙。除了做好专业课程的教学准备外，胡克满和江彬还把中国文化融入教学内容，甚至准备了圆珠笔、清凉油等小礼物，作为课堂互动时的小礼品来激励学生。

    胡克满说，虽然语言有障碍，但是只要用心就一定能够跨越，而正因为这段经历，让他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

    贝宁学生来中国留学

    祝水平是第二批去贝宁支教的老师。他说，贝宁位于西非中南部赤道和北回归线之间的热带地区，“贝宁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热情一点都不亚于这里的温度。”

    在贝宁，随处可见“中国元素”。那里的摩托车、电视、笔记本电脑等，很多机械、电器都是中国制造的，有些是从中国进口，然后在当地组装的。

    走在大街上，贝宁人会很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这让我们深切感受到贝宁人对中国人的友好了。值得一提的是，贝宁的小学已经将中文作为第二外语列入教学中。”祝水平说。

    24岁的贝宁男孩张飞（中文名）就是上了支教老师的课以后，申请到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留学的。

    张飞看上去有些腼腆，但是中文说得很流利。“我是2015年4月来宁波的，学的是物联网，在宁波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都很习惯。”张飞说，他希望将更多的C语言、电路板设计等知识带回贝宁。

    “总体而言，贝宁的学生淳朴、思维发散，在课堂上能够积极参与，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祝水平说。

    不过，祝水平也表示，职业教育要想“走出去”，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各国间的教育法规、制度、文化背景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投资回报周期长，让职业院校犹豫不决，而且缺乏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这些是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开展对外交流合作的一个瓶颈。

    记者 王 婧 殷浩 

    通讯员 戚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