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的第一次冲击惨败之后，加上背着处分，出身又不好，我没有继续升学，而是考进了铸锻中心技术学校，后来分配进了天津重型机器厂，是国家的重点企业。厂长冯文彬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在《新名词词典》伟人栏里有他的照片和一整页的说明。工厂的规模宏伟巨大，条件是现代化的，比我参观过的拖拉机制造学校强一百倍。真是歪打正着，我如鱼得水，一头扎进了技术里。想不到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对机器设备和操作技术有着特殊的兴趣和敏感，两年以后就当上了生产组组长。

    师傅断言我手巧心灵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大工匠（就是八级工），但是必须克服爱看闲书、爱看戏的毛病。一个学徒工竟花两元钱买票去看梅兰芳，太不应该。我热爱自己的专业，并很高兴为它干一辈子，不再想写作的事，心里的伤口也在渐渐愈合，吐血的现象早就止住了，到工厂医院检查只得了四个字的结论：左肺钙化。但也留下一个毛病：生活中不能没有小说，每天回到宿舍不管多晚多累，也要看上一会儿书。

    正当我意气风发、在工厂干得十分带劲的时候，海军来天津招兵，凡适龄者必须报名并参加文化考试。我出身不好，还受过处分，左肺有钙点，肯定是陪着走过场，考试的时候也很轻松。不料我竟考了个全市第一，招兵的海军上校季参谋对工厂武装部部长说：“这个蒋子龙无论什么出身，富农也好，地主也好，反动资本家也好，我都要定了。”很长时间后我才想明白，要说我在全校考第一不算新鲜，在全市考第一连我自己都觉有点奇怪，我并没有想考多好，很大的可能是有些城市孩子不想当兵，故意考坏。我已经拿工资了，对家境十分困难的我来说这四十来元钱非常重要，可以养活三四口人，而当兵后只有六块钱津贴，还要丢掉自己喜欢的刚学成的专业，真是太可惜了。

    没想到进了部队又继续上学，是海军制图学校。这时候才知道，1958年炮轰金门，世界震惊，我们宣称其他国家不得干涉我国的内政，可我们的十二海里领海在哪儿？因此从京津沪招一批中学生或中专毕业生学习测绘，毕业后绘制领海图。在这之前我确实不想当兵，可阴差阳错已经穿上了军装，想不干也不行了，就不如安下心来好好干。渐渐地我的眼界大开，一下子看到了整个世界。世界的地理概况是什么样子、各个国家主要港口的情况我都了解，我甚至亲手描绘过这些港口。

    我从农村到城市，由城市进工厂，从工厂到部队，经过三级跳把工农兵全干过来了。

    当时部队上正时兴成立文艺宣传队，搞月月有晚会。我是班长。不错，又当了班长，同样也是因为学习成绩好。为了自己班的荣誉，每到月底不得不编几个小节目以应付晚会。演过两回，领导可能是从矬子里选将军，居然认为我还能“写两下子”，叫我为大队的宣传队编节目。小话剧、相声、快板、歌词，等等，无所不写。有时打下了敌人的U2高空侦察机，为了给部队庆贺，在一两天的时间里就得凑出一台节目。以后想起来，给宣传队写节目，对我来说等于是文学练兵。写节目必须要了解观众的情绪，节目要通俗易懂，明快上口，还要能感染人，而且十八般兵器哪一样都得会一点。这锻炼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逼我必须去寻求新的打动人心的艺术效果，节目才能成功。

    文艺宣传队的成功给了我巨大的启示。元帅、将军们的接见，部队领导的表扬，观众热烈的掌声，演员一次次返场、一次次谢幕，这一切都使我得意，使我陶醉，但并未使我震动，并未改变我对文艺的根本看法。我把编排文艺节目当成临时差事，本行还是制图。就像进工厂以后爱上了机器行业就再也不想当作家一样，我把制图当成了自己的根本大业，搞宣传队不过是玩玩闹闹。而且调我去搞宣传队，部队领导的意见也不一致，负责政工的政委点名要调，负责业务的大队长则反对，因为我还负责一个组（班）的制图。我所在部队是个业务单位，当时正值全军大练兵、大比武，技术好是相当吃香的。我在业务上当然是顶得起来的，而且已升任代组长（组相当于步兵的排一级单位），负责全组的业务工作。如果长期不务正业，得罪了握有实权的业务领导，就会影响自己的提升。

    业务单位的宣传队是一个毁人的单位，获虚名而得实祸，管你的不爱你，爱你的管不着你，入党提干全没有份。但是，有一次给农村演出，当进行到诗朗诵表演的时候，有的社员忽然哭了出来，紧跟着台上台下一片唏嘘之声。这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子，几经苦难，每个人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感受，诗中人物的命运勾起他们的辛酸，借着演员的诗情把自己的委屈哭出来了。

    社员的哭声使我心里产生了一阵阵战栗，使我想起了十多年前我趴在小油灯底下磕磕巴巴地读那些闲书，而乡亲们听得还是那样有滋有味。我对文学的看法突然间改变了。文学本是人民创造的，他们要怒、要笑、要唱、要记载，于是产生了诗、歌和文学，现在高度发展的文学不应该忽略了人民，而应该把文学再还给人民。文学是人民的心声，人民是文学的灵魂。人民的悲欢滋补了文学的血肉，人民的鲜血强壮了文学的筋骨。

    节选自《蒋子龙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