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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岁久(摄于198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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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岁久(前排左一)接受丹麦女王颁发工业贸易名誉奖(摄于198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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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龙公司丰富多样的产品。 |
1935年春,一个24岁的宁波小伙带着简单的行李,只身一人乘火车横穿亚欧大陆,前往遥远的丹麦。 生长在农业大国中国,他和父亲都有“农业救国”的理想,渴望在异国学到先进的耕作技术。可就在他学成之时,“二战”爆发,交通隔绝,归国无门的他只能漂泊海外,这一等就是大半生。 无心插柳,当这位叫范岁久的年轻人试着把家乡的春卷放到丹麦市场上卖,竟意外大受欢迎。从手工时代每天卖500只,到后来,“大龙”春卷厂日产量突破100万只,范岁久成了丹麦名副其实的“春卷大王”。 岁月流逝。晚年的范岁久曾应邀回国访问,但因种种原因,未能造访宁波。今年10月25日,宁波帮博物馆将举行“丹麦‘春卷大王’范岁久特别展”,以纪念展的形式替他完成“回家”的遗愿。范岁久的儿子范汉民届时将来到现场。 万里求学 范岁久(1912~2003)本姓袁,名椿年,祖籍宁波慈溪祝家渡(今属余姚市)。他的伯高祖为清代诗人袁枚,曾居南京小仓山之“随园”。太平天国时期,范岁久的祖父袁晋培为避战乱,回到故里,并娶慈溪范市镇清白堂范氏小姐为妻。范氏因娘家后人中没有男丁,便将次子袁钟瑞过继给清白堂范氏,改名范袁萃,意即范、袁两家之精萃。范袁萃于1912年生下长子袁椿年,他自己恢复本名,而将长子过继给范家,因为“椿年”有长寿之意,乃改名“范岁久”。 1933年,范岁久遵奉父命,从上海沪江大学附中直接去日本上大学。自幼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他,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只读了一年就不愿继续学业。父亲倒也通情达理,又为儿子谋得了赴丹麦留学的机会。1935年3月,范岁久只身一人前往北欧。临行前,专程去慈溪和南京,向范、袁两家的先祖墓地祭拜告辞。 丹麦是个美丽富饶的国家。范岁久抵达时,当地只有20多名华侨华人。范岁久想要报考丹麦皇家兽医及农业学院(今已改名皇家兽医农业大学),但当时丹麦政府有规定,凡是学农的学生,必须先干两年农活。 这对举目无亲的范岁久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考验。凭借坚定的意志,他找到一家农户,无偿为主人干活,从播种到收获,无所不干,最终他如愿以偿,考入理想的学校。 1940年,范岁久大学毕业。他本想回国,可正值“二战”,难以与家人联系,只得留在丹麦,后来与当地的一位姑娘结婚,并通过半工半读继续深造,攻读农业各科系,从事农业技术和农产品加工方面的研究。1945年,他获得硕土学位,并开始在兽医及农业学院执教,讲授遗传学。1949年获博士学位。 无心插柳 1949年,范岁久接受梅迪奇纳克药厂之聘,担任微生物科主任。六年之后,出于偶然的想法,他开始试制中国美食“春卷”出售。上世纪50年代,已有华人将中华传统饮食加以改良,引入丹麦,并在当地开设中餐馆。 中国传统的春卷馅,通常是芥菜、白菜、韭菜加猪肉丝,但范岁久知道,这样的馅并不适合丹麦人的口味,所以他首先对馅的调料进行调整,并做出不同品种,先让家人品尝,获得认可后再推向市场。最初的春卷,在哥本哈根趣伏里公园销售,那里游客如织,春卷非常抢手,常常供不应求。销量从每天100只增加到200只、300只、500只……范岁久在小小的春卷上看到了广阔的前景,决定把这项事业进行下去。 1961年5月1日,范氏工厂推出第一批春卷,但生意不太理想。正当范岁久有些心灰意冷时,他的老朋友中国同胞张作和来了,提出合伙生产的建议。范岁久主管生产,张作和负责销售,两人合作得非常默契。不久,产量回升,销量日增,生产出现了一个转折点。 1964年,范氏工厂搬到韦斯特伯,名称改为“大龙食品公司”,饱含着这位龙的传人对祖国的眷恋。 在生产过程中,范岁久作为一名科学家,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首先是保鲜问题,做好的春卷难以久藏,这对销售非常不利。经过反复实验,范岁久将冷却装置改装成排气冷冻机,成功试制速冻春卷,使保鲜期得以延长。另一个极难解决的瓶颈问题,是如何把手工包春卷改为机器操作,以适应大规模的自动化生产。他经过不懈的探索和试验,设计出一种“鼓风式春卷机”。机器构思独特,自动化程度很高,后来在13个国家申请了专利,公司的产量也突飞猛进。1969年,“大龙”日产春卷达4万只。 大龙腾飞 后来,范岁久还在尼堡买地建厂,春卷的日产量从1970年的5万只,增加到1980年的25万只。大龙第二分厂也在英国的纽瓦克投入运行。 1985年,大龙公司在半小时内特制了一条长达25米的春卷,而皮的厚薄与普通春卷一样。这条长龙般的春卷被敲锣打鼓地抬到尼堡市政府门前,款待四方来宾,同时被列入吉尼斯纪录。范岁久也因此获得了“春卷大王”的美誉。 除了春卷,范岁久还生产中国酱油,制作各种小包装食品,如甜酸子鸡、酸辣汤、肉糜油面筋等。如今,“大龙”已腾飞于世界,成为一家固定资产达3亿多丹麦克朗的现代化跨国公司,产品70%外销,为丹麦创汇做贡献。1986年5月,丹麦女王及丈夫亨利克亲王亲自颁奖,授予范岁久“菲德烈国王九世出口奖”。 事实上,“大龙春卷”在诞生后的50多年里并非一帆风顺。公司在尼堡的工厂曾经两次遭受大火,损失惨重,但范岁久总能化险为夷。他曾说:“我不懂生意经,我用科学的方法来从事生产,所以不投机、不取巧,脚踏实地。” 范岁久与员工的关系也非常和谐。大龙公司六个人的董事会,工人占两名,以便工人充分发表意见,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利益。范岁久自己以身作则,用友谊、信赖、忠诚、进取的中国传统道德待人接物。这种颇具儒家思想色彩的管理方式,使公司上下形成了团结一致、风雨同舟的精神,有员工说:“范先生不像我们的老板,而是我们的家人。” 范岁久的老同学波尔·汉森对此感叹道:“范岁久的一生,创造了一个连安徒生也写不出来的童话!” 情系桑梓 大龙公司的成功代表了华人创业的范例。范岁久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取名为本德、汉民,以示永不忘本。 1979年,范岁久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30周年庆典,并赴各地参观游览。1989年,他让长子范本德夫妇回来“寻根”,拜谒祖坟,探望亲友。 范岁久非常关心祖国的教育事业。1982年起,他设立了“大龙基金会”,每年取出一笔资金,资助在丹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至1995年,已资助了400多个学生。2000年3月,他向浙江大学捐资160万丹麦克朗,建立“范岁久医学图像实验室”。这是浙大第一个用个人捐款建设的实验室。旅居丹麦的华侨华人对范岁久更是推崇备至,选举他任丹麦华人协会终身名誉会长。 范岁久生前一直很想来宁波寻根,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2000年,他曾经联系侄女袁安情,希望能到慈溪范市查找清白堂家谱以及故居,并寄来一张地图复印件,上面用红笔圈出了“宁波”与“范市”。可惜年代久远、人事俱非,虽有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也未能如愿,但他的桑梓之情从未忘怀。 2003年2月14日,范岁久先生与世长辞。同年,“大龙基金会”改名为“范岁久基金会”,继续致力于资助中国留学生以及华侨华人的公益活动,推动中丹友谊深入发展。 中国人对丹麦最熟悉的,是安徒生童话,为此,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迪特列夫·塔姆将自己撰写的讲述范岁久传奇一生的书籍,取名为《春卷的童话》。 记者 顾嘉懿 感谢宁波帮博物馆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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