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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湾跨海大桥。记者 王勇 摄 |
如何成为真正的新一线城市? 如果用新经济的观点来解释,杭州的确离一线城市越来越近了。新世纪以来,杭州提出打造“创业天堂”的口号,借助互联网经济、信息经济、服务经济等一举实现了新经济发展的华丽转身。据统计,截至2016年年底,杭州的独角兽企业达到12家。 杭州在创新生态等方面已经积蓄了一定的优势:一是在源头上有大量高端创业,“新四军”就是典型代表。(“浙大系”代表的是科技创业,具有高科技、高技术的基因;“阿里系”代表的是互联网+创业,具有互联网的基因;“创二代”代表的是草根转型创业,具有浙商与生俱来的商业基因;“海归系”代表的是跨区域创业,具有国际化的基因。)二是作为汇聚大量科教智力资源的省会城市,拥有大量信息产业发展源头。三是伴随阿里上市衍生出大量创业资本。四是在组织上有发达的平台经济,以阿里为代表的平台企业具有强大的平台衍生能力。五是自成一派的区域创新文化(典型的互联网+烙印)。 但目前杭州在新兴产业、新动能培育的根基并不是稳固的。在把握全球产业版图演进和实现产业更高层级发展的同时,杭州务必警惕当前创业高地下行的趋势。一个城市可以迅速崛起,也可以迅速塌陷,只有持续推进发展模式快速迭代,才能成为真正的一线城市。杭州只有观念领先、拥抱未来、抢占先机、放大格局才能确保“北上深杭”的新格局。 具体而言,杭州可以从五方面加速发展模式的快速迭代。一是以跨界融合强化高新产业根基。以“互联网+”为路径,突出平台经济发展优势,带动以智能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智能经济发展,不断衍生新业态,形成高新技术产业新体系。二是以开放创新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三是以高端创业释放创新活力能力。四是以国际合作强化全球资源配置。五是以新型政府提升组织动员能力。 如何在新一轮发展中实现弯道超车 绍兴在历史文化长河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涌现出诸多历史文化名人,但改革开放以来,绍兴的发展给人的感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绍兴该如何站位、抢位、卡位发展? 我认为,绍兴在新一轮发展过程中,首要的是营造质优创新生态,绍兴很多所谓的“传统产业”不是靠转型升级再突破那么简单,而是要靠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产业层面的跨界融合、企业层面的商业模式创新来解决;其次是大手笔地强化平台建设,现在搞科技大走廊,希望这是绍兴全面转型的主平台、主战场、主抓手,核心是强调科技、产业、新城、人文的融合;第三坚持创新驱动内生增长发展路径;第四要抓取面向未来的企业流量,培育壮大发展新型企业发展梯队;最后是强化自主创新的资源配置能力。目前绍兴在县域经济条件下,条块分割现象突出,迫切需要在市级层面提升跨行政系统配置资源的能力。 如何从“傍大款”到“争上位”? 今天大家越来越将嘉兴视为“上海的后花园”。 伴随经济全球化向创新全球化方向转变,未来只有在跨区域范畴内以更加深层次的区域一体化,打破空间距离、地域分割以及体制束缚,才能以狼群效应实现群体突围。 因此,嘉兴应该有更加审慎的认识与平和心态,“傍大款”不是长久之计,更重要的是通过借力造势抢位发展,走出适宜自己的特色发展之路。只有充分认识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基本逻辑才能走得更远、跑得更快、跳得更高。 嘉兴的发展不是单纯的通过承接上海的梯度转移,成为上海的“手脚”,而是通过与上海“协同创新”实现充分的“高端链接”,把更多创新资源、产业要素等在嘉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再造全新的嘉兴。这种“高端链接”,重点是围绕人才、资本、技术、项目、产业、园区以及组织等互联互通;而这种“协同创新”的主要机制是跨区域创业、跨区域科技金融、跨区域技术转移、跨区域科技合作、跨区域产业转移、跨区域开发园区、跨区域枢纽组织等。 多重战略叠加如何迸发活力? 无论是舟山,还是宁波,都有着最稀缺的商业文明与海洋文明。 舟山自成为国家级新区以来,这些年的发展总的印象是多重国家战略叠加,却没有充分地用起来。其背后的原因,我认为是发展要求与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发展模式的不相适应或者错配。 应该说,对于舟山而言,很多国家级牌子都有了,但最应该有的还没有,那就是国家级高新区和浙东南示范区。一个是强调创新创业生态,一个是强调制度创新。我想,只有在国家级高新区的导向下、在浙东南示范区的舞台上,通过提高创新创业层级,坚持走新经济发展道路与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以制度创新抓住新一轮创新全球化红利,才能实现弯道超车,才意味着舟山在中国改革开放第二个四十年朝着一个全新的方向去布局、去发展。 舟山的未来,应该是将商业文明基因与蓝色经济位势或海洋文明结合在一起,产生更加具有时代感、引领性、全球化的创新文明,不仅实现自身发展的弯道超车与逆袭发展,还将成为“一带一路”的战略要冲,亦成为中国大国崛起的前沿阵地与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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