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研究员 陈旭钦 当前,宁波如何用国际视野、全球眼光捕捉机遇,因势而谋,因势而为,谋划一批重大战略、重大改革、重大平台、重大产业,从而实现弯道超车、“蛙跳式”发展? 刚刚闭幕的浙江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宁波的发展战略、定位和思路,有20多次被提及——争创自由贸易港、加快宁波“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16+1”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 面对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竞争态势,宁波唯有拉高标杆,勇于自我超越、追赶跨越,“蛙跳式”发展,由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才能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才能赢得竞争、赢得未来。 新旧动能转换靠创新 在新的经济环境情况下,“老常态”路子难以为继了。“宁波制造”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端,价值也处于中下端。面对生产链的U字形“微笑曲线”,但“笑”不起来。在国际国内城市竞相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格局下,依赖高耗能、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发展越来越难以为继。 事实上,最近10年来,与杭州、深圳等地城市相比,宁波存在“投资稳重有余、创新热情不足”的现象。还没有形成与“宁波帮”精神相匹配的创新文化、创新意识和创新环境。 比如,宁波缺乏能够引领和支撑创新的大院、大所、大企业群体,创新网络、科研平台不够完善,还没有成为创新人才与创新要素的集聚中心。一些企业还不能够紧跟全球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趋势。 没有高强度的创新投入,不可能成为创新型城市。高质量、有效益、大规模的增量,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增量何来?这一方面要靠做大新兴产业规模,另一方面,则要强化创新平台带动。推进一批战略合作项目,建设一批高端研发中心,开发一批核心技术甚至硬科技。 硬科技就是别人不可取代、不可复制的技术,一旦形成生产力,就会给城市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而这,离不开高强度的创新投入。国内一些先进城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R&D投入)占GDP的比例都很高。深圳常年保持在4%。反观宁波,2016年的R&D投入只占GDP的2.4%。 创新环境不够优化。科技金融不够发达,人才发展、科技服务体系和区域性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相比明显落后。人才结构也不够合理,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人才相对不足,创新人才尤为缺乏。 需要对标全球标杆来创新 要实现“蛙跳式”发展战略,必须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从全球的视野、战略的高度,解决好“由谁来创新”“动力哪里来”等问题,宁波需要对标全球标杆,吸收借鉴先进经验,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宁波创新路子。 比如,美国创新可以用“三高”来归因。即原始创新效率高、企业转化效率高、资本接力效率高。美国东西两条海岸线孕育了两条创新走廊,分别以纽约、波士顿为中心,和以旧金山、洛杉矶为中心。论原始创新,前者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等,后者有斯坦福、加州大学等,创新人才左右逢源、创新成果源源不断。论企业转化,从斯坦福大学园区延伸出的硅谷,高校孵化小微企业的创新生态已发展为成熟模式。投融资银行、会计事务所、智库咨询机构,都为创新企业提供专业配套服务。各种资本逐成果而动,你方唱罢我接盘。美国创新,“三高”贯穿创新链。 近年来,深圳以开放心态积极聚集国内外高端创新资源,积极促进成果孵化和产业培育,从创新资源极度匮乏的“科技沙漠”迅速转变为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科技绿洲”,已形成通信产业群、计算机产业群、软件产业群、医药产业群等,涌现出一批产值超千亿元的企业群。 宁波宜把握好“五个结合” 每个城市的资源禀赋、区位特征、传统文化,各有千秋。因地制宜,制定发挥自身优势、适合自身长期发展的规划和发展战略,无疑是城市长远发展的根本之道。 “内源”与“外源”结合。民营经济是宁波发展最大、最有活力的内源力量,还应进一步扩大开放,引进跨国公司、总部机构、优质国际资本和高端创新资源等。 “扬长”与“补短”结合。国际港口、海洋资源及中小企业等都是宁波的特色和长处,把这些特色长处转化为发展优势,同时,在创新能力、产业层次、生态环境等方面补强。 “集聚”与“辐射”结合。提升城市能级,不断强化集聚和辐射功能。重点做好港口与市场结合文章,加快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自由贸易港。 “实力”与“实惠”结合。一方面,不断提高城市的经济实力、战略地位和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生活品质。 “引智”与“引资”结合。人才兴则城市兴,人才强则城市强。谁拥有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营造“人人皆可创新、人人皆可乐业”的环境,让创造潜能充分激发释放出来。 定位事关长远,思路决定发展。如今,宁波、杭州、苏州等地都在主动接轨上海,应在产业、技术、资本等方面纵横联合,共同承接全球制造业基地向长三角地区转移的机遇。最终,在竞争中走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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