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8年春节,傅仲杰与父母的合影。 |
开栏语: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从跟随世界到引领世界……我们的父辈无疑是他们那个年代的追风少年,借着梦想的伟力,开创了这个时代。现在,站在历史的交汇处,我们惟有更有担当,历史的航程才能更为开阔。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的父辈”系列报道,以读者的视角,讲述父辈的奋斗史、创业史。如果您有更多更好的故事,请联系我们。联系邮箱:ljh450721@qq.com 记者 劳育聪 70后讲述 儿子:傅仲杰 父亲:傅年余 透过教室的窗玻璃,发现父亲正躬着身为学生们讲题。他实在太过孱弱瘦小,几乎淹没在几个同学间。那一年是1988年,我与父亲同校。他是一名教授物理、化学的老师,已有20年教龄。我只是一名初三学生。 若干年后,我们成了同行。同为教师,他的双脚跨过千山万水,穿越1978年那条临界线,迎来曙光。我则收获了父辈的累积与时代的巨献,育人之路平静又顺遂。 每想到这里,总令人唏嘘不已。父亲却一如既往保持淡然。他话不多,最常说的便是:“没什么的,现在生活很好啊。” A 孤独逆行的求知者 1960年,父亲考入浙农大。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许多孩子在小学就会辍学,转而回家务农,而父亲却没放弃读书的念头。父亲一直很感激他上海的姑姑。是老姑给予了父亲物质与精神上的支持,父亲才得以继续学业。 母亲与父亲是小学同班同学,又是邻村的伙伴。母亲回忆道:“你爸上高中的时候非常用功,一般一星期回家一次,来回都是走路,可省下5角钱车费。”从周巷到慈溪中学,单程20多里,要走2个小时左右。那个时候,每斤籼米1角3分,每斤猪肉7角2分左右。 “你爸爸在学业压力下,眼睛近视得厉害,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母亲缓缓地说,“好在,最后成功地考进了浙农大。”她也一直为此引以为傲着。要知道,当时一个班中只有10几人能够考入大学。 若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77年,也就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一个村里但凡有一人考入大学便会引起轰动。相比之下,父亲考入大学的1963年则显得太过冷清。村里,只有父亲一人被大学录取,也只有他一人在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由衷地开心。街坊邻居即便是得知这个消息,也只是客套地说一句:“要去杭州了?挺好的。不过,种田也挺好的。” 孤独的狂欢中,父亲一个人背起简陋的行囊,逆行着踏进了大学的校园,就读作物遗传养种繁育专业。 B 时代裹挟后的浮浮沉沉 父亲的理科成绩一向不错,尤其是物理、化学,学得格外顺手。初入校园,他再次睁大渴望知识的双眸,有滋有味地啃着植物生理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等课本。一学期的课程大概6门,有时1门课会持续2个学年。他顾不上在杭州四处转转,而是痴迷于读书与做实验,并且依旧秉持着勤俭的生活作风——每天的花销控制在1角钱,一学期5个月只需要15元的零花钱。 本以为能在象牙塔中尽情学习,特殊的时代却给了他一记耳光。 1965年正准备上专业课时,父亲与同学被要求到杭州周浦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紧接着,1966年来了,在学业被各种运动撕扯得支离破碎以后,原本1968年可以毕业的梦想也化作齑粉。父亲进入部队农场开始为期1年的锻炼,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0小时。2年以后,他终于拿到毕业证书,并被分配到永嘉成了一名教师。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手中即便捏着钞票,也买不到东西。上世纪70年代的金饭碗,当属供销社里的工作。而老师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社会地位,都不入流。 囿于时代,唯有直面。父亲先后在田垟中学、茗岙中学以及碧莲中学开始了教书匠的生活。当时,还没有物理、化学分科的概念,于是他带着学生们学习工业基础、农业基础等课程。前两年,一个月工资43.3元,之后才涨到53元左右。 1971年,父亲与母亲完婚,次年便有了我。由于父亲常年在永嘉,母亲又忙于在村里代课,我出生以来,便住在外婆家,并在那里度过了将近10年的光阴。 三岁的时候开始记事,对父亲的印象却不深。与他紧紧相关的记忆,恐怕只停留在番薯干上了。“仲杰,我回来了。”他总是轻手轻脚地推开门,唤着我的名字,紧接着就把从永嘉带来的特产番薯干分给外婆与舅舅一家吃。每次,也只带回来这个。据说,这是他在永嘉山区里最常吃的东西。 长大后才知道,这袋番薯干辗转了几程风雨几度山水。 从他任教的中学到镇上,要走50分钟左右的山路。再坐汽车到县城,换车去温州。然后,再从温州坐车去宁波,从宁波换乘火车到余姚,最后到达周巷,单程要花3天,交通费10多元。一来一回,不仅要搭进去一个星期的时间,还要伴随半个月工资的灰飞烟灭。于是,他通常一学期回家一次。 好在,熬至1976年,父亲终于调回了周巷,成了缪路中学的老师。我们一家与外婆、舅舅一家挤在那个小破房子里吃饭时,是我最高兴的时光。我不知道自己在开心些什么。只是觉得,父亲回来了,好日子也就要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