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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2月23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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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考入大学的父亲,摸着黑为我开了路

傅仲杰小时候居住在外婆家,与外婆、舅舅、表哥的合影。
傅仲杰与父亲傅年余同框的照片。

    C 变革光华下的园丁笑颜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令人振奋。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人们对读书、学知识开始重视起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令班级与班级、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竞争开始大了起来。于是,教授物理、化学的父亲,开启了全新的教育生涯。由于教学压力增大,他平时会选择住在学校的宿舍,于是我们见面的机会又开始少了。

    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上的课,一定要让最多的学生能够听懂。”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我记得,他曾经熬夜在灯下备课,并且翻阅大量的资料去完成一份习题,有时候,还需要尝试做一些新题来帮助学生们应对难度大幅度提高的考试。周末的时候,他会带着我一起去新华书店买一些习题资料,返回家继续研究。

    1980年,他转到精忠中学教书。2000年,精忠中学与云城中学合并,更名为耕民中学。在这段漫长的时间中,他带了数不清的学生离开初中,有50多人考入慈溪中学,却极少有时间好好坐下来辅导我的理科作业;他一点点变老了,我一天天长大。在耳濡目染之下,我考入锦堂师范,毕业后成了一名小学教师。

    改革开放前后,对父亲来说,同样是累,意义却分明不同。之前,是与时代的不妥协;之后,则是尽情挥洒汗水。

    从“大时代”的角度来说,他发现学生们对于科学技术的渴求度正在变高,知识开始变得沉甸甸、有分量。这对一个老师来说,是莫大的鼓励。而从“小个人”的角度来说,父亲觉得教师这份职业终于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份得之不易的认可既体现在人们的言谈举止中,也渗透在存折里——工资开始局部地拔高,社会福利也得到了保障。

    D 抹不去的“刺青”与“烙印”

    我的妻子也是一名教师。结婚几年之后,我带着父母与妻儿一家5口,从周巷搬到了浒山。当时,我正在周巷镇第二小学任数学老师,已经有13年的教龄;而父亲,则光荣地退休了。离开学校的那天,我分明看到,他的脸上带着一丝黯然神伤,双鬓记录着冗长岁月留下的花白。

    那首声嘶力竭跨越时代的教坛之歌,也终于落下了最后一个休止符。

    从那天开始,我看到了一个与之前有些不一样的父亲。他坐不住,喜欢四处走走。他不仅去过境内外十几个城市,还保持每天早上绕着城市慢走锻炼的习惯,与之前将大部分时间花在教学上完全不一样。或许,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挥别34年教育生涯的方式。

    阔别,只需要张开手掌轻轻摇动;而时光巨轮在父亲身上留下的刺青,却难以抹去。从小到大,父亲虽然没有一板一眼地对我说过:“仲杰啊,你应该……”这样的话,但早已在我心中轧下了一个又一个烙印。

    最大的印记,便是他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哪怕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我也不会乱花一分钱。要知道,那时父亲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好一点点,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有一点,就是教书育人时的那股子认真劲儿。在教育竞争愈发激烈的今天,优等生往往更能吸引老师的眼球,但我总是记得父亲说过的:“上的课,一定要让最多的学生能够听懂。”

    如今,我家有4名教师。而我也逐渐发现,生于1972年,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绝对是人生中平淡又幸福的事情。这样的际遇避开了所有的飞沙走石,看到的全是人间开花的曼妙场景。而在这之前,是父亲摸着黑披荆斩棘为我开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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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