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桦带父母、妻儿在上海旅游。

    实习记者 吕梦帧

    80后讲述

    儿子：周 桦

    父亲：周礼池

    1985年的某个秋天，父亲光着膀子挑着一担烧仙草牵着我和姐姐向肇庆县城的集市走去。几里路，翻山坡拐湖畔，脚步声惊动两只水鸟飞进了阳光里。父亲走得沉重、急迫。“这担烧仙草就是我们家的生活来源。”从此，尺寸的摊位变成了一家五口的立锥之地，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也从记忆深处蜿蜓而来，安卧进沿街的巷陌里。

    多年后，我继承祖业，把“长年粥皇”搬进了宁波，那时的父亲已经67岁了，身体依然健朗。但回忆起小时候，却总是得不到父亲的共鸣，“哦？走噶多回，过了噶多年，谁会记得这么清楚啊。”父亲有些恍惚，他已经难说那一旁栉比的小商店是繁华还是落魄，生意是兴隆还是冷清了，在他的意识里，似乎是在刻意地遗忘自己守一方分寸，做四方生意的过往，可还是有人会时不时地提醒他。

    剪不断理还乱，这是父亲和我的离愁。

    A 任劳任怨，卖力做事

    1966年，一封广州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沉甸甸的，有如千斤磐石。

    很多年后，正午刺目的阳光下，父亲对我说：“我是生错了时代，没有选择的权力了。”对于他那个时代的人来说，1966年的立秋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也是一场历史的悲剧。文革爆发后高校停止了招生和教学工作，他只能不停地安慰自己只是暂时不能入学，不曾想却耽搁了一辈子。登上回家的火车，看着曾经梦寐已求的大学离自己越来越远，希望也越来越渺小，直至再也看不见。梦里花落又知多少。

    对父亲而言，没有选择便成了唯一的选择。

    回家后为了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父亲参加了铁路局的工作，被派往广西、贵州修铁路，也钻进山洞里从事过爆破工作，都是一些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高危工作。那时候附近动力分厂的大烟囱还冒着滚滚浓烟，隧道里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泥浆，下雨后踩到上面就像踩到稀泥里一样。山上陡坡又多，人走在上面要像踩钢丝一样谨慎，稍不留神就会摔个人仰马翻。因为大多数都是新工地，道路都没有建好，机具设备都没有到现场，为了抢进度必须人拉肩扛，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生存艰苦，而父亲任劳任怨，卖力做事。

    被大时代捉弄，命运的阀门终于在1970年松动了。

    我曾满心地以为，父亲至少应该是以主动的姿态投身到餐饮行业的，但翻到末尾，主人公似乎都没有逃脱桎梏的结局。转业回到广东的家乡肇庆后，他服从政府部门工作的调剂被分配到了县城的饮食服务公司工作，恰巧祖父辈是做餐饮起家，做事也比较得心应手，即便顺利坐上了经理的位置，他也一刻不得闲。一手忙着学习厨师烧菜的技巧，一手拨动算盘珠子管理开支账目。总而言之，当上经理，他又不得不从头开始，掌握整个餐饮行业的具体运作。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国营单位改制，失去了工作，他只能选择上街摆摊继续做餐饮。

    父亲对我说：“你和我不一样，你是真心实意地爱这个行业，所以可以选择它，把它做得很好。我当时满世界只想要个安稳度日的地方，选餐饮是因为要生活。”他一生一直想要拥有土地，想要一个落脚处。没有脚的鸟其实是想落脚的。他总是跟着候鸟们群飞，然后被迫降落，就是稻草垛也能让他睡上一个踏实觉。“如果说他前世是一只鸟，那在他的所栖之地外面一定布满了牢笼，但他老了早就被体制化了，想逃也飞不动了。”这让我想到了《肖申克的救赎》里老瑞德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