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崔凌琳

    讲述人

    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周杰

    “我们所说的‘洋官司’其实并没有看上去这般复杂、可怕，企业应诉了，便有机会维护自身利益，不应诉，便注定任人宰割。过去十多年里，众多宁波企业在面临贸易制裁时的积极执着、据理力争，足以给登上国际市场舞台的中国企业以启迪。”说起贸易壁垒，曾经接手过大小十余场跨国诉讼，与企业一同亲历过抉择、谋划，谈判、取证的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周杰感触良多。

    2005年春天，美国TaraMaterials公司分别向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递交申诉，要求对中国艺术画布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初步裁定，中国艺术画布存在倾销，建议征收244%的反倾销税。当时的宁波行业龙头企业康大进出口公司与另外3家中国企业第一时间积极应诉，中方律师是周杰。

    周杰说：“实际上，这场跨国诉讼的症结在于，当时中国在国际上普遍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那么，就需要寻找替代国的同类产品认定成本，继而收税，我们的意图当然是希望找产品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而对方却选定了画布价格较高的印度作为替代国，通过多方努力，康大初裁倾销幅度被降低到了55.78％，其余应诉企业分别为73.66％和70.28％，未应诉企业为264.09％。

    2004年，一度轰动业界的“贝发博弈美国‘337条款’”一案，在弄清缘由，摸清对方的规则、规范情况下，同样看起来十分明朗。

    “企业与企业间的跨国诉讼矛盾通常都在‘宁波的出口企业作为国外进口商，和当地的制造商发生了利益冲突’，那么，我们就摸清冲突点在哪里？是否存在侵权、倾销？如果是该怎么做，不是又如何取证，与国内诉讼相比，一起跨国诉讼，我们需要多花费的心思在于了解对方所在国家的法律、规则，然后用他们的法律去捍卫自己的权。”周杰说，“贝发用了一个十分聪明的方法，起诉方Sanford公司不是说贝发的记号笔侵权吗？我们便把所有上百款的记号笔都拿出来给他们，让他们回答‘到底哪几款侵权’，对方最终挑选了4款，这样，即便官司就此了结，这场看上去很强硬的‘337调查’，实际的案值就已经缩减到原来的1%以内。”周杰言辞间流露出得意：“最终，这场来势汹涌的‘337调查’以庭外和解告终，贝发这场仗我们可算打得漂亮！”

    “其实一场反倾销官司打下来，不管输赢与否，对企业的内部管理和财务规范化都大有好处，就比如说，应诉反倾销先要填写《抽样调查表》，接下来填写《市场经济地位申请表》《反倾销调查问卷》，这三张表环环相扣，不能有丝毫不符，可见企业的规范管理和严谨的财务制度是反倾销成功应诉的基础。”周杰说，“我建议一些相关企业不妨先把《反倾销调查问卷》填一下，然后对照上面的问题进行整改。”他告诉记者，自己也曾和国内最大的一次性打火机生产基地——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一同，先后两战韩国、再战欧盟，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应诉反倾销之路，企业从艰难抉择到欣然应对，从中积累了丰富的反倾销经验。如今，随着企业跻身国际标准制定者前列，“新海”已抢占了破除国际技术壁垒的制高点，从中开阔视野，了解国际最新技术标准动态，直接把握前卫信息，为企业及早决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