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研经济研究院

    近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与会专家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出，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不再以GDP论英雄”，不在于短期经济增长速度的起伏。而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以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为目标，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高质量发展需要改善衡量指标，GDP指标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无法衡量不平等。硅谷企业家带动了GDP增长，但很多美国全职工作人员的收入，和60年前是差不多的。他认为，高质量发展应囊括环境、城市、教育、健康等多方面。中国需要一系列综合性措施来解决不平等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共同行动，改革现有税收结构；从依靠出口转向依靠内需，从依靠债务转向依靠税收和股权融资等带动经济增长。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指出，中国经济经历过去40年尤其是过去10年的快速增长后，经济总量已高居世界前列，但仍能保持较快增长，这让许多海外主流媒体和经济学家惊讶。这是因为后者是根据西方国家经济崛起时的历史数据为评判依据，认为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一定有周期性，负增长也是必然现象。但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特例和奇迹。中国政府和企业家们多年来已经把重点放在经济增长的质量上。许多在新经济领域成功的商业模式，未必能够直接带来GDP增长，但提升了生产服务的效率，给经济增长增添活力。例如新零售的商业新思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手段建立会员体系，进行无现金交易。这样的服务未必能提升零售总量，但能带来优秀的用户体验和获得感。长期来看，效率提升将给行业中的领先企业，带来以前无法想象的资本产出比。

    沈南鹏认为，高质量发展包括一些共同特征。首先，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效率。产业的高效率一定会产生更加重要的现金流。新经济公司往往需要一段比较长的“低效期”，甚至需要大量前期投入“烧钱”。然而，那些“烧得有章法”的公司，必然会产生该领域长期的现金流。其次，高质量发展的来源是科技创新。沈南鹏认为，优秀的企业不仅有强大的执行力，而且一定要有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这在信息科技、生命健康、工业制造等领域无一例外。即使在不那么高科技的消费领域，仍然有机会利用技术手段提升服务能力。他说，令人感到欣喜的一个现象是，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额比重在不断提升。最后是可持续性。沈南鹏说，在发展中保持和谐良好的生态环境已被认为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但同样重要的是可持续增长的安全底线和进取策略。从安全角度看，抵御金融风险是最重要的考量。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几次过度的市场逐利行为，在几乎没有预警、缺乏有效干预的情况下，对不同国家的实体经济造成重大、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连美国这样的成熟经济体也不例外。因此，金融去杠杆、建立完善的监管机制是对实体经济不可或缺的保护。“我感觉金融风险是最应该担心的挑战。”他表示，中国金融行业不那么发达，如果出现一些较极端的市场变化，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在这方面还有很多课题要做。例如，私募股权风险投资中，多大资金规模是合适的？A股如何成为新兴经济领先企业的融资渠道，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等等。

    从进取角度看，沈南鹏认为，可持续增长意味着对重点战略性产业提前布局，使这些产业利用即将到来的技术拐点，寻找弯道超车的机会。他认为，有几个前沿领域产业值得关注：电动汽车、以自动驾驶为代表的新交通行业，人工智能、大数据行业，生命科学领域。

    沈南鹏说，电动汽车对中国产业格局有重大战略意义。“一个未来全球经济第一的国家，如果在经济上游能源行业处于长期海外进口的状况，这是有巨大缺陷的”。同时，中国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架构，决定了电动汽车的适用性远高于其它他经济大国。这也是中国汽车行业弯道超车、产生出世界级企业的机会。

    沈南鹏表示，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改善GDP指标，对一个企业来说，评判标准也需要改变。除了关注利润、营业额，更重要的是关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有时候利润减少，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可能提升了。一个好的投资人应该建立一套更复杂的评判标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