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静医生（中间）

    记者 王心怡

    与宁波市李惠利东部医院肝胆胰腺外科副主任医师黄静碰面的一个半小时里，被4个电话中断过，都是病患家属打来的，焦急的声音是在问医院还有没有床位空出，短促的声音则是询问手术后康复情况。

    黄静说，他只有一个号码，365天24小时从未关过机，即使是偶尔没接到，也会拨回去。对于医生这个行当，尤其是常年扑在手术台上的外科医生来说，错过事大。

    九层之台 起于累土

    黄静回过头来想，因为一部医疗剧《白色巨塔》而选择去当外科医生实在是——太天真。

    虽然“舞刀弄针”间的帅气还真能当饭吃，但这碗饭不容易吃。

    2008年那会儿，研究生刚毕业的黄静被分配到宁波李惠利医院普通外科。做住院医生的日子，其实是可以“混”过去的，但黄静没有，头几年他几乎都住在了医院值班室，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有急诊手术，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到手术室，上台也好，观摩也罢。

    实操之外，他还不断尝试各种实验动物模型的组建，从小鼠、大鼠、家兔到家猪，成功建立了大鼠隔离灌注模型，大鼠肝脏缺血再灌注模型，肝硬化大鼠ALPPS模型等一系列动物模型，在这些动物模型身上，不断地做一些血管吻合训练。也就是说，他要在10倍显微镜下，把三四根头发丝粗细的动脉给接起来。

    练的，便是一个心性和手速。

    正是这一份执着的坚持，让黄静具备了扎实的普外科基本功。2010年黄静通过选拔代表宁波市参加浙江省青年外科岗位竞赛，凭借娴熟的基本技能操作和扎实的理论基础，过五关斩六将，夺得宁波市第一个省青年岗位竞赛一等奖，并被授予浙江省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同时，他也拥有了进入宁波市器官移植中心团队的资本，跟着陆才德导师钻研肝移植手术。

    彼时，肝移植在宁波完全是一片空白，没有一个团队或个人有能力完成这样的移植手术。与此相对应的是，人们对肝移植的需求有多大？黄静说，几乎是十个乙肝患者里有一个肝硬化，十个肝硬化里有一个需要肝移植，很多罹患中末期肝病的宁波患者看病、手术最近都要跑到杭州、上海去，“很不方便，也很不划算。”

    由于肝脏移植手术的特殊性，移植手术多为急诊手术，一台手术连着另一台，通宵是家常便饭。记得有一次，2台移植手术相继进行，中间还有几个择期手术，黄静在手术室工作了整整48个小时，刚从手术室出来就累得呼呼大睡。

    他自嘲自己是理个发都能睡着的人，可一拿起手术刀，无影灯“啪”地一打，除了兴奋还是兴奋。

    2012年，黄静被选派到美国UCLA器官移植中心学习。为了充分利用时间，他一方面努力得到了美国的临时行医证，上手术台和美国教授们一起参与器官移植手术，另一方面又参加了器官移植中心实验室博士后的培训。

    为了节省路上来回的时间，他就住在医院，白天参与查房手术，晚上就在实验室通宵达旦。短短一年多，他不仅学习了临床医学知识，还帮助实验室导师完成一项博士后课题，并受邀至2014年世界移植年会上做口头报告。

    临床和科研，两样都极度占时间，可就是看起来矛盾的“两条腿走路”，他“走”得异常漂亮，以至于结束研修回国前，实验室导师数次挽留他。

    生死之间 争分夺秒

    如果黄静选择留在美国的实验室，他也许会有大把的双休日，他也许还可以把爱人、子女接到身边，但没有如果。

    工作十余年来，他从未有过完整的双休日。肝胆胰腺外科，手术操作复杂，手术风险巨大，术中精细操作和术后的精细化管理往往关系着患者是否能恢复顺利。用他自己的话说，年资越高，手术做得越大，胆子越小。

    2015年的一个病人让他至今记起来还“怵”得慌。手术过程还算顺利，可问题恰恰出在并发症上，一种罕见的并发症——气体跑到心脏里，直接导致了心脏的停跳。

    黄静就从重症监护室盯起，每隔2到3个小时观察一次患者，精细调整用药，累了就在值班房打个盹，饿了就让人送外卖，整整7个白天黑夜都没有出过医院大门，终于将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他的体重也因此掉了好几斤。

    术后精细化管理的难度在于，每个病人的个体不一样，可能发生的并发症也无法提前预料，争分夺秒间，医生需要调动自己所有的知识储备找到挽救生命的可能性所在。

    他很清楚地记得，导师陆才德告诉他的话：要对每个生命保持敬畏，因为敬畏，所以必须拼尽全力，哪怕置之死地而后生。但他也明白一个道理，生活不是戏剧，妙手也不一定能回春。

    中国人不喜欢讨论死亡，也尽量回避死亡。“未知生，焉知死”，哪怕病人奄奄一息，明知是弥留状态，这个社会对病人说的最多的话永远是，你一定会好起来。可当死亡的真相就摆在面前的时候，见惯了生死的医生们还会有情绪波动吗？黄静的答案是肯定的。

    他回忆起来，为数不多的几次与死亡之神“交锋”的经历，“有次去一位死亡的病人身上取捐献的肝脏时，隔壁刚好传来新生儿的哭声，见证死亡的同时你又见证了新生，那种感觉很奇妙，这个瞬间我愿意抛开现代医学，去相信一种冥冥之中的注定。”

    说这话的时候，这个男人的眼角是湿的。

    整场采访，黄静都显得极为专业和克制，仅有两处情绪流露，一处谈生死，一处谈家人。他觉得，没能参与子女的成长过程，是从事这行以来最大的遗憾。

    对于想要了解的职业，他选择了“小学老师”，某种程度上，老师和医生有着相通之处——有足以被外人称道的风光，也有背后鲜为人知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