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心怡 2015年,浸淫理发行业将近十年的李良在解放南路寸土寸金的地方开了家名字叫“头匠”的理发店,可他还是不满意,哪怕这家店是他骑着小电驴绕了宁波整整一个月才盘下的。 “盘下它,还是太仓促了。”李良说。 店面藏在七扭八歪的巷子里,很破很旧。店外,门面招牌上的漆已斑驳脱落;店里,盘踞在天花板下的管道上结了厚厚一层青苔。 选定这里,更多是因为他迫切需要在一个新的城市里站稳脚跟。 唯一的出路就是练 广告对一个人有多大的影响?李良绝对有资格说上一两句。那会儿,电视上不是在放电视剧,就是在播新东方、蓝翔美容美发学校的广告。 当然,他身边还有个活生生的例子。在上海一家大型连锁理发店工作的表哥穿着紧身T恤、收腰马甲、小脚裤,再来一个自选花色的飞机头,甚至还有个洋气的英文名。 “你能想象,在上海剪个头发最少要68元带给我的震撼吗?”李良说,他是从安徽小县城出来的,打工前身上从未装过100元现钞,母亲一个月的工资才500元,“高大上”和“好赚钱”成了他对这行的第一印象。 于是,他初中没读完,就辍学来到表哥店里当了学徒。 一切光鲜亮丽的画面也在那时被打破。理发店里自有一套鄙视链,首席总监督导看不起普通的发型师,普通的发型师又瞧不上烫染师,而像他们这样的助理学徒时时刻刻处于鄙视链的底端,纵然大家都是助理,会洗头发的还轻视那些只能扫扫地的人。 唯一的出路就是练,从洗头发开始练起。 之后的两三个月里,他每天早上花几元钱,帮店里的其他助理买好一块葱油大饼,他们吃着,他就在他们头上琢磨洗头发的手法,“一块大饼洗一次头,值了。” 店里常备的桶装洗发水含碱高,双手长时间与碱性物质接触,特别是冬天容易龟裂出一条条细纹来,冷不丁地还有血丝冒出,这时候再碰上热水,钻心刺骨地疼,“要洗好几个,把手洗麻木了,自然也感觉不到这种疼痛了。” 后来,他们中的一批助理被调往嘉兴新开的店里工作时,高强度的工作和高压的培训接踵而至。 每天晚上十点下班后,他们都会被留下来培训,在假人头上重复练习卷杠子、刷颜色,一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有数据显示,全国美发从业人员中,80%的发型师长期加班,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每周甚至每旬只休息一天,加班费和补休日几近奢望,长时间站立使80%以上的发型师患有不同程度的胃病、颈椎病、肩周炎和静脉曲张,几乎个个处于亚健康状态。 但李良坦言,凭着年轻气盛,他压根没觉得苦。唯一置喙的地方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里挤着近20个人,一张张上下铺见缝插针地码在墙边,垃圾堆了齐人高堪堪留出一条过道来,“外表有多光鲜,生活环境反过来就有多差。” 技术是这行的资本 从鄙视链中,我们不难发现,剪头发是项终极技能,也是够不够格标榜自己是一名发型师必须要迈过去的一道坎。 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李良认为自己做的就是剃头匠的活儿,毫无发型设计美感可言。 有一次,他在帮一位客人剪发时,打薄剪剐到了客人的右耳,鲜血“呲”地冒出来,越冒越多,淌满了整只耳朵,云南白药都止不住。 后面好几天他都没碰剪子,看到剪子就“打心眼里发颤”,这也是他第一次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资格做理发这件事,之前头发剪到一半被客人当面换发型师的事也没少出,但唯独这次,他埋怨自己、质疑自己。 同时,也在鞭笞自己,他用存了一年的2800元报了个进修班,真正知道了什么是剪头发,为什么要剪头发,剪头发的技巧等。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他从单纯的“剃头”进阶为“美发”,技术便是这一行的资本。 回到他在宁波开的个人工作室。 虽然在鼓楼商圈的黄金地段,但周边都是老小区,大爷大妈们是无法接受这里理个发六七十元的定价的,所以他的客源几乎全是附近写字楼上班的年轻人。客人觉得不错,也会推荐朋友同事家人来他这儿剪发烫发,每个来这儿的人都是谁介绍的,李良记得很清楚,也能一一说道。 即使一天下来没几个客人,他也必须“守”在店里,就通过写毛笔字、学英语等打发时间。最近,他在读霍金的《时间简史》。 最忙的时候,他一个人要同时接待五位客人。这时候,他就分外感谢之前还是学徒时,卷杠子、刷颜色练到吐的日子,“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的时候就成了一种条件反射。”打个比方,如果一个烫头发的客人和一个染头发的客人同时到店,他惯常的做法是,先帮烫头发的客人涂好软化膏,等待软化膏起效的时间里,他会给染头发的客人刷颜色,头发上色还需要一段时间,他便会为烫头发的客人做加热前的准备。 难得关店休息的时候,他会跑到天一广场、来福士广场中央,就这么静静地坐上两个小时,看路边经过的男男女女的发型,发现好的,他就会不断地尝试,直到自己也能做出同样的发型来。 他的这个行为,也被不少朋友嗤笑过“病态”,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手艺要对得起“头匠”二字,“匠是一种坚持的倔强,也是自己对自己的挑剔。” 对于想要了解的职业,李良抬手指了指对面的一家纹身刺青工作室,隔街相对,他想了解刺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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