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天一阁珍藏的《包氏宗谱》，给了包玉刚很大的惊喜。 图片均来自《包玉刚画册》

    2.赠给宁波“厚礼”：宁波大学

    收到天一阁给他准备的礼物，包玉刚也向宁波回赠了一份“厚礼”，便是后来的宁波大学。

    这自然不是包玉刚的偶然决定。回宁波前，包玉刚就跟宁波方面的负责人谈过发展教育的问题。宁波是全国14个开放港口之一，当时人口跟香港差不多，面积比香港大10倍，却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包玉刚觉得，宁波要现代化，教育是最重要的，没有合格的人才，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几次接洽后，包玉刚与宁波方面达成一致，由他出钱，宁波出地。1984年12月19日，就在中英正式签订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当天晚上，包玉刚即决定捐资2000万美元，在北京与当时的宁波市长耿典华签订了筹建宁波大学的正式协定。

    这个日子太有意义，以至于包先生长期觉得，宁波大学就代表了友好、合作、交流和开放。

    包先生为家乡捐建大学的举动也得到了邓小平的称赞，他高兴地接受了包先生提出的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的要求。宁大建校中，还得到了国家教委的大力支持。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大学五校对口援建宁大法律、工商经济、数学、物理、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子工程与计算机技术和外语八个系，派资深教授担任相应的系主任，使宁大一开始便站在了很高的起点上。

    1986年9月10日，宁波大学如期开学。包玉刚在全校师生面前，表达了希望宁波大学“成为一所完整和先进的学府，跻身全国和国际名校之列”的愿望。

    自亲手为宁大奠基以来，包玉刚年年必到宁大，将学校日新月异的面貌看在眼里，也一直激励师生奋发向上。宁波大学第一任党委书记张永祥曾听包先生说过几次“心里话”，感慨包先生对教育事业观察之深，现今看来，也不乏真知灼见。

    包先生再三叮嘱要重视品德教育，不是抽象的品德，而是爱国、诚实、勤奋。他认为，优秀的宁波人都是很爱国、很聪明、勤钻研、守信用、肯吃苦的。他认为，学校的基本任务是集中精力搞好教学，“千万不要误人子弟”。

    张永祥回想，包先生对宁大师生的殷切期望和肺腑之言，“使人感到特别深沉、亲切，特别感人，经常能回味”。

    后期，包先生还陆续捐资兴建了宁大体育中心，将自己一生重视锻炼身体的经验总结“持恒健身，勤俭建业”题写给师生，还捐建了宁大校内图书馆。

    3.为宁波成为计划单列市鼓与呼

    上世纪80年代，因为特殊的身份，包玉刚先生在中英谈判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邓小平同志结下深厚友谊。长期陪父亲在北京参加活动的包陪庆在回忆录里说，每次见到国家领导人，包先生都会提到宁波，宣传自己的看法，为宁波发展发挥潜移默化的效果，“邓小平也相信爸爸的眼光”。

    在包玉刚的建议下，1985年，中国诞生了第一个为一个中等城市而成立的协调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组长，计委副主任陈先为副组长，再请卢绪章、包玉刚两位当顾问，其他小组成员，由国务院有关七八个部委各抽调一位副部长，以及浙江省、宁波市领导参加。

    包陪庆说，国务院为一个中等城市专门设立领导和协调机构，是“破天荒”第一次，因而也为宁波经济加快发展和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据陈先回忆，包先生对“顾问”职务很认真，他是干实事的，有顾也有问，常对人说：“我是宁波的大使，宁波的事也是我的事，我愿为宁波的百姓跑腿。”

    协调小组成立三年，先后在北京、宁波、深圳开了六次会，重点讨论了几个问题：北仑钢厂的建设、港口发展和内河航运中转、宁波大学和栎社机场的建设、宁波市的规划和基础设施、体制改革和计划单列、对外开放政策，以及“七五”建设的二十多个大中型专案进行协调。其中，公认对宁波发展最有影响的是实行计划单列市。

    包陪庆记得，某天，邓小平请包家人到他家里吃饭。席间，邓公对包先生说，你为国家、为宁波做了很好的事情，尤其是中英谈判中的特别角色，你个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包先生一般是不会求人办什么事的，没想到却开了口，说，希望把家乡列为中央直管市。

    当时中国只有三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宁波怎么也不可能成为直辖市。一位作陪的负责人解释：包先生讲的，可能就是计划单列市的意思吧。

    包玉刚连声说，对对，就是计划单列市。

    1984年，宁波市的GDP仅为30.13亿元，远远落后大连的178.27亿元。但当时邓小平没有任何犹豫地回答道：“宁波列为计划单列市，我看可以嘛，宁波和大连可以比一比嘛！”

    协调组的另一位重要顾问卢绪章觉得，宁波要跟大连竞赛，大连是计划单列市，宁波也应计划单列。然而，1987年1月，协调小组却得知，南京将不实行计划单列，心想南京这样一个经济发达、工业门类繁多的城市都单列不了，宁波就更没希望了。

    关键时刻，协调组办公室主任王仲毅以个人名义，给国务院总理写了一封信，讲述了宁波实行计划单列的理由。终于，1987年2月24日，国务院就宁波市计划单列正式作出批复，宁波终于在计划单列即将关门的时候挤了进去。

    王仲毅后来表示，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里，实行计划单列等于为政府工作松了“绑”，给宁波经济快速发展插上了翅膀。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包先生的“仗义执言”，是不可能成功的。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包先生几乎年年回宁波，为家乡建设奉献才智。

    1991年4月，包先生已疾病缠身，仍邀请耿市长去香港交流。耿典华这样描述他与包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他感慨地拉着我手，对去年没能回宁波感到非常遗憾，说只要今年10月身体条件许可，还想到宁波看看”。病中的他还向耿市长提出了要捐资建造宁波第一医院住院楼和建立宁波经济发展基金的愿望。

    然而，当年9月23日，包先生的病情急转直下，最终与世长辞。而他情系家乡，造福桑梓的崇高精神，将始终被宁波人民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