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史旻

    受访人：王耀成

    历任《解放军文艺》编辑、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宣传部文化科长、宁波市文联副主席、宁波市作协副主席。1994年开始从事宁波帮和宁波地域文化研究，至今已撰写出版长篇人物传记《赵安中传》《陈中伟传》《王宽诚传》《宁波顾氏家族》等10余部，主编《甬商书系》等宁波帮专著16部，并接受央视和凤凰大视野访谈10余次。

    如果不往外走，会被人看不起

    东钱湖有“陶公钓矶”和陶公山。相传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急流勇退，偕西施隐居于此。范蠡又号陶朱公，被尊为“商圣”和“财神”。宁波古称“鄮县”，唐宋以来就是主要的商港。在王耀成看来，“宁波帮”的产生与崛起，有其历史文化的渊源，或者说是与宁波的文脉和商脉一脉相承的。

    “虽然宁波自古以来就有经商的传统，但是，真正作为一个商帮出现是在明末清初。具体的标志有二：一是，产业集群的形成；二是，商业会馆的大量出现。”

    随着宁波商人沿江沿海北上南下，其影响力从上海一直辐射到北京、天津、汉口等大城市。就最先形成的医药行业而言，先后聚集了北京同仁堂、上海蔡同德、杭州张同泰与朱养心、天津达仁堂等一大批金字招牌；与此同时，一大批家族集团催生了钱庄业的繁盛和航运业的辉煌。1797年，旅沪宁波商人和手工业者创建的“四明公所”，是上海滩最早的同乡团体和公所，两次四明公所事件的胜利，使“宁波帮”的声名远播。尔后，宁波帮走向海外。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众所周知，宁波帮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不少商帮历经荣辱沉浮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宁波帮却历经沧桑而长盛不衰，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玄机呢？

    王耀成认为，宁波的地理位置对于宁波帮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扼南北水路要冲，史称“有鱼盐市舶之利，实东南之要会也”。海洋为宁波人的性格赋予了勇于开拓、活跃创新的因子。明代王士性的“滨海之民”与费正清的“内陆中国”与“沿海中国”论，都指出了地理环境与人的性格形成的密切关系。正是因为这种海派的性格，“宁波帮”能在接连的历史巨变中通过学习快速适应环境，站稳脚跟，并且不断创新敢为人先，成为时代的领跑者。

    其次，则是自然资源匮乏的倒逼机制，驱使着宁波人为了生存去谋求更多的门路。“湖广熟，天下足；宁波熟，一餐粥”，在王耀成前往香港采访著名“宁波帮”人士赵安中先生时，老先生就不断强调“谋食”这个朴素的初衷。为了生存，一代又一代的宁波人随水路走向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进而凭借着自己踏实与勤奋立身发达。

    “就像当年在镇海、慈溪这一带，男孩子到了十三四岁如果不往外走，就会被人看不起，甚至可能连媳妇都讨不到。奋斗拼搏的基因、地理与历史环境的交融，使宁波商帮在时代纵横中脱颖而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没有宁波帮 难有宁波的脱颖而出

    过去的百年时光中，在无数推动历史进程的关键节点中，随处可见“宁波帮”的身影。王耀成在回顾盘点中仍然感到热血沸腾。

    1840年，鸦片战争的船炮打开了封建中国尘封的大门，敏锐的宁波商人则在这场动乱中抓住了这难得的历史机遇，无数的宁波人涌入上海开启“淘金”之路。

    这种人口迁移，成为“宁波帮”思想转变的关键点。大多数勤奋的宁波人从上海最卑微的苦力活做起，从白手起家到自立门户，在异乡成就自己的事业。他们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很快就涉足一些新兴行业发光发热，特别是当时颇有风险又无人问津的对外经济活动，或充当买办代理洋商经营而起家，或经销洋货而获利……涌现了严信厚、叶澄衷、宋汉章等一批著名的实业家、金融家，为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更可贵的是，除了经济上的贡献，“宁波帮”对于爱国爱乡的诠释则更令人动容。

    1984年，香港十大富豪中就有4位是宁波籍人士，他们不仅拥有巨大的财富，而且具有不可等闲视之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能力。在当代“宁波帮”中，原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在新中国成立时，在香港中华总商会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在抗美援朝时又率先捐了一架飞机。在香港回归的重要关口，许多“宁波帮”人士为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和顺利回归尽心尽力，成为沟通北京与香港的重要桥梁。

    同时，“宁波帮”对家乡的赤子情怀，至今仍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在宁波这座城市中。从“船王”包玉刚倡导并率先出资建成的宁波大学，到广大宁波帮人士热心捐助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宁波帮以自己的方式回馈着家乡。这些人中，不乏中资小资，但是，他们对家乡发展的关注却事无巨细，竭尽全力。

    “在改革开放之初，‘宁波帮’是我们接触外面世界的重要纽带和桥梁，没有‘宁波帮’，就没有现在跻身‘双一流’的宁波大学，就没有单列市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没有‘宁波帮’‘帮宁波’，就没有宁波在改革开放中脱颖而出！”

    回顾三百余年宁波帮的历史，站在包玉刚先生百年诞辰的历史节点上，王耀成屡屡强调“开放心态”和全球化思维的重要意义，“如何继承‘宁波帮’海纳百川的心态和面向世界的襟怀，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这将成为我们未来要思索、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