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的北仑港码头。龚国荣 摄

1987年国务院批复宁波计划单列。

上世纪90年代宁波开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

1987年宁波拥有了外贸自营进出口权。 资料图片 记者 刘波 翻拍

    2.“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1986年崔健《一无所有》

    1986年的《经济参考报》上有一则消息，现在看来颇有意思。

    “广西玉林县一家自行车厂与上海自行车三厂联营，生产当时国内知名度最高的‘凤凰’牌自行车。除了玉林的那个工厂之外，‘凤凰’还被授权给浙江绍兴一带的乡镇企业生产。”

    报道称，当时全国数以千计的乡镇企业以联营的方式获得了生机。

    雅戈尔也是其中一员，当时的青春服装厂要人才没人才，要技术没技术。李如成最终用诚意感动了同是返乡知青的上海开开服装厂的总经理，双方一拍即合，开开提供商标和技术，青春服装厂作为分厂自行生产和销售。

    于是，每周五或周六，上海师傅下班后，便从浦江边的十六铺码头上船赶往宁波，随后被接到宁波城郊的一家家企业中。而这些上海师傅有一个特别的称呼——“星期天工程师”。

    就这样，宁波的乡镇企业通过“借银行票子、用人家脑子、借上海牌子、仿进口机子、走自己路子”的“五子登科战术”，迅速提高了产品质量与档次。

    乡镇企业烈火燎原的同时，国有企业的发展却显得有些尴尬。

    1989年5月23日，郑永刚被调到国企甬港服装厂（杉杉前身）当厂长。甬港服装厂是一家资不抵债的企业，当时是行业倒数第一，连续三年更换三任厂长。

    郑永刚也许确实是属于那种直觉特别好的企业家。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国家在物价开放方面的信息。

    郑永刚当时请了上海新世界时装公司的经理来宁波，并拿库房的面料和辅料做抵押，向他借了3万元，去中央电视台打广告。“杉杉西服，不要太潇洒”，一夜爆红。

    “当时买的人很多，队伍排得很长，供不应求。一开始一套西装卖120元，我让人去物价局，查了没有这项限制，就很快加价到240元一套，还是不够卖，价格再翻倍。那时做西装，利润比现在做房地产都高。当时杉杉西服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37.3%。”那段往事，郑永刚至今回忆起来，还如蜜一般甜。

    3.“一直朝前走，不要往两边看。”

    ——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热映的日本电影《追捕》

    1979年3月3日，《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预言性的文章《中国有多少可以出口？》，其中指出“从长远来看，洪水猛兽般的中国出口品会成为必然，而现在他们缺少的是市场经济的经验与意识。”

    当时在宁波大地上打拼的企业家大概率上不会有机会看到这篇文章，但他们的视线齐刷刷地望向了异域的天空，正如诗人顾城在当时街知巷闻的诗句一般——“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寻找光明。”

    最初，宁波采用的是日后广为人知的“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即外国企业出技术、管理、渠道，并补偿加工贸易费用。

    1985年，国务院办公厅决定成立“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谷牧任组长。国务院为一个城市的开发专门设立如此重量级的机构，前所未有。

    伴随一系列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密集出台，宁波对外开放的脚步一发而不可收，创造了一连串的“第一”：第一批工贸结合拥有进出口权的外贸公司成立、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落地、第一次单独承办劳务输出……

    随着宁波成为计划单列市，并在1988年获得自营进出口权后，宁波外贸总额从1.5亿美元起步，2002年达到百亿美元，2007年跨越500亿美元门槛，一路势如破竹。

    蓬勃发展的制造业与自然禀赋极为优越的港口资源相结合，让宁波开放型经济异军突起，迅速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并基本形成了石化、电力、钢铁、造纸、建材等临港工业体系。

    1992年，应秀珍从县级外贸公司调到了具备出口经营权的国有企业——中国进出口商品基地总公司宁波分公司。

    她回忆，上世纪90年代的广交会上，摆满了鄞县制造的家纺、服装、钟表。一些宁波老板，一手拿着“鸡毛掸子”，一手从口袋里掏出名片，逢人便递。

    接的订单越多，生产越快；而一个产品刚被抢购，就有更多的新产品冒出来……一些工厂开始转型做工贸一体，由大外贸公司“带起来”的小公司遍地开花。这笔如火如荼的外贸生意，一直持续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

    下转A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