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应湾底村天宫庄园牌楼。俞忠魁 摄

    见习记者 朱一诺

    宁波鄞东平原上，那个曾经食不足以饱腹的湾底村，如今既是区、市、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示范村，全省首批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也是全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样板和“领头雁”。

    沧海桑田大半个世纪，湾底村党委书记吴祖楣，经历了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正是他，与历史的脉搏共跳跃，带领着走投无路的湾底村涅槃重生。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吴祖楣入党的第四十年，还是他在湾底村当村干部的第四十年。谈笑风生间，吴祖楣将这四十年来的历程分为了三个阶段：1979年，提出“穷则思变”；1993年，提出“创业万岁”；2001年，提出“人民第一”。

    讲述人：吴祖楣

    鄞州区下应街道湾底村党委书记

    1.穷则思变

    曾经，湾底村全村不过1000多人，村里的路又窄又弯，泥泞不堪，一直以种田为生的村民穷得响叮当。

    当时，我们这个被称为“七弯八弯弯到底就是”“有女不嫁烂眼村”的小村子，用一个“穷”字足以形容。

    1972年夏天，当地遭遇大旱，村里晚稻歉收，亩产只有260斤左右。1976年，又遭烂春，蔬菜大多烂死在田里，水稻大量减产，满眼苍茫。

    天灾将村民们的生活进一步逼上绝境，看着村民们辛勤劳作却依然连肚子都填不饱的现状，我心痛不已。

    1979年，我33岁，当上了生产队大队长。当时，中国正式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全国上下百废待兴，人民燃起新的希望，我也充满了斗志，在生产队仓库的墙上写下了四个大字：穷则思变！

    “穷则思变”，从科学种田开始。为了摆脱贫困，我开始不断请教农科专家，翻书自学农业生产技术，村里也成立了科技组，机耕、灌溉、脱粒及防治病虫害开始机械化和电气化。

    想吃饱饭的决心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在全村的不懈努力下，村里的粮食亩产比原来提高了一两百公斤。当然，这还远远不够，我也深知仅仅靠农业发展，不足以让村民们过上好日子，于是我将目光瞄准到了发展村办企业上。

    1982年，我被推举为村党支部书记。当时，村里的三家企业都不过是二三十人的小厂子，手工作坊规模极小，一年的效益总共不过3万元。对于那时既是厂长，又是书记，还是推销员的我来说，肩上的担子也沉重得不得了，但为了全村的发展，我知道自己必须扛住。

    哪里有路我就往哪走，风风火火闯九州。

    那时候，没有动车高铁，更坐不起飞机，我背着个编织袋，往里头装上样品和方便面，提一个塑料桶，灌上自己冲好的橘子水，在隆隆作响的、拥挤的绿皮火车里站着度过十几个小时，去全国各地拉业务、推销。

    到了陌生的城市，我或是等到后半夜，住到暂停营业的浴室里，或是花5块钱到防空洞里，钻进一条不知道有多少人盖过的被子里将就一晚。如今回想起来，那条被子的复杂味道我依然记忆犹新。

    转眼到了1989年，湾底村建立了首批中外合资企业之一的宁波天工巨星工具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钻头、锉刀等工具，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试着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国。

    刚开始跑外贸公司，自然是处处碰壁。有一次，为了把我们厂生产的钻头推荐给浙江省机械进出口公司，我在宁波和杭州之间坐火车，来来回回跑了7趟。记得第一次去时，我身穿中山装，脚踩解放鞋，全身上下透着土气，直愣愣地摸进公司里找负责人。而当时，负责人正在和别人谈话，把我晾在了一边。等到他闲下来搭理我，只看了一眼，就说道：“这个产品不对，拿回去重新做。”因为浙江省机械进出口公司可以说是当时最大的外贸公司之一，我不能放弃。就这样，来来回回数次返工，其间的辛苦难以言表，等到最后顺利谈下生意时，大家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为了进一步打开销路，我们也不错过每一场广交会，还自己带着样品跑国外。那个时期，我就是靠着书籍和“社会大学”教给我的经验，摸索着前进的。

    如今，天工公司的产品已经发展到20个大类、100多个品种，其中98%以上远销东南亚和欧美等地区，生产规模和销售收入达到了全国同行前列。这也是令我们全村骄傲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