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婧 见习记者 朱一诺 通讯员 尹饰源

    “何为牵绊？”“岁月，江河，不离去。”

    “可否具体？”“人世，初心，始依旧。”

    “可否再具体？”姚力军：“梦想召唤，实业报国。”

    2005年夏天，比往年来得更热一些。随着第29届奥运会的主题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公布，姚力军踏上了归国的征程。

    在走下飞机舷梯的那一刻，姚力军的眼睛湿润了，心中一直回响着一首歌——《我爱你，中国》，“再也不用在梦中拥抱你了，我回来了！”

    他回来后，扎根宁波，以技术为矛打破国外垄断。他做了一个很大的“饼”，这个饼叫“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用溅射靶材”，而高纯度溅射靶材更是芯片制作的利器。

    如今，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疾步如飞的姚力军带领着江丰电子追赶着世界。

    讲述人：姚力军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

    上世纪80年代末，一首《黄土高坡》让整个中国刮起了西北风热，街上老幼妇孺都会哼唱，“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那时候风刮过的地方，还没有“猪”能随随便便起飞，西北风掠过苍茫、深沉的黄土地，只留下肆意生长和关乎生死的粗野喘息。

    我那个时候还是东北的一名学生。上世纪90年代初，20岁出头的我考进了哈尔滨工业大学读工科。

    就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新的高潮。1992年，88岁的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了重要的诗篇。

    “发展才是硬道理”，南巡讲话的精神，暖透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一时期，年轻人的创业热血也被一次次点燃。

    我记得，当时血气方刚的史玉柱刚创立了巨人，以一张汉卡，在中国IT界杀出了一条血路。

    我也“不务正业”地创办了一所计算机培训机构，用进口半导体零部件组装并销售计算机，空闲时常往返于哈尔滨与中关村，卖点产品。

    就这样，一年下来也能赚个几十万元，不仅使用上了时髦的大哥大，也开上了小轿车，大学生活过得滋润而有面儿。

    虽然尝到了创业甜头，但渐渐地，一连串的问号让我困惑：为什么这些重要的芯片和零部件只能依赖进口？日本、美国等国家是怎样制造出这些高端产品的？中国是否也有这样的能力和水平？

    1994年前后，“留学热”日渐升温，我从哈工大博士毕业后，获得了留学日本再次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我便放弃国内的工作机会，走出国门，同时给自己定下了目标，那就是去学习世界一流产品的制造技术，有一天一定要回来。

    和每一位孤身在外的留学生一样，读博的日子催人老。那时候，我几乎每天凌晨两点半才能结束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为攻克技术难题，更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以至于有一次因为熬夜时间过长而眼睛充血，看到的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粉色。

    有人笑说，“科研穷三代，读博毁一生”，在我看来，搞研究的日子虽然辛苦，但当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知识在累积，技术的难题有突破，尤其是心中的“疑问”离答案越来越近时，是极为满足的。

    其间，我取得广岛大学的研究生博士学位后，进入世界500强企业跨国公司工作，从研发工程师起步，做到电子材料部门的日本生产基地总执行官，并在2003年担任电子材料事业部大中华区总裁。在这家全球知名的公司里，我积累了许多经验，也精进了专业知识和技能。

    转眼间，10年过去了，我最想念的还是东北的饺子。和朋友们聚会时，我拉着手风琴最喜欢唱的歌，还是《我爱你，中国》。

    2004年，我遇到了我在哈工大上学时的班主任潘杰，他当时也在从事电子材料领域的研究，我们聊到芯片溅射靶材项目时，相谈甚欢。与潘杰老师的相遇，为我“做饼”的秧苗浇了水，施了肥。

    当时，芯片行业的核心技术掌握在日本人和美国人手中。中国在半导体材料领域的滞后局面，让我深感痛心。我心里清楚，如果不打破日美在金属材料领域的垄断格局，中国就会失去战略优势，从而受制于人。

    其实在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晚上，我就暗下决心要尽快回国。当听到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时候，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仿佛也看到了自己的光荣与梦想。

    2005年的夏天，我觉得时机成熟了，便毅然辞去跨国公司电子材料事业部大中华区总裁的职务，带着20个集装箱和1个散货船的设备回到中国，与2名海归博士和6名日籍员工一同在余姚市创立了宁波江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开始“做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