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朱一诺

    2018年是我进入东南商报的第一年，也是我正式成为一名记者的第一年。前段时间主任让我们每个员工写一份个人总结，大家像学生时代那样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总结怎么写？要写多少字？”但当我仅仅是笼统地一回忆，敲下的字数就上千时，我才真正意识到，原来这一年真的过得很满。

    回顾自己经历的时光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因为一定有开心，也一定有遗憾尴尬，还有那些遗失的美好。2018年，我们经历了“独角兽”大火、“区块链”大热、股市变绿，眼看着楼市从“热得发烫”到“凉得渗人”，长租公寓频上热搜，租房市场人心惶惶；去年一年，我接触了20多位创业者、企业家，有幸亲临了大创赛、智博会、消博会、住博会、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尼斯嘉年华、全球甬商大会……

    每周出一期的节奏比想象中要快，一周又一周地轮转又好像没有尽头，日子忙碌地翻页，记忆好像也变得越来越短暂。一年下来回头细思才发现，原来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中多少都有过我们的足迹。但倘若我们一直走，那些过去的事，过去的人，就好像立体的画面落到纸上，成了册子里塑封的相片。而记者，就是很幸运地被允许将那些转瞬即逝的事记录下来，传播出去，证明他们发生过的人。

    有人的地方才有温度，才有情感，才能触动人心。作为记者，我们很幸运地有机会去接触不同的人，去听他们的生活，去感受他们的情感。

    去年3月，我写“一个打不死的杭州人跑来宁波，花了10年时间测宁波人的胃口”一文，采访了涌上外婆桥创始人潘永健，他近半百的人生堪比一部构思精巧、跌宕起伏的励志电影。虽然几乎没有一位平凡的创业者会是一帆风顺的，但也少有人像他这样一次又一次亏得一干二净又重头再来。潘永健是鼓着一口气和所有人较劲也和自己较劲的人，即使创业失败后生活质量大滑坡也在所不辞。平心而论，我没有他的勇气，这或许就是他成功的最大原因吧。

    当然，有时候亲身去感受，去探索，比坐下来听来得更真切。去年7月，做“复兴鼓楼”的选题时，天正炎热，两周内我去鼓楼跑了10多次，但我心知这不是“勤奋”，而是以勤补拙的无奈。我照着地图一趟趟跑鼓楼，看着老小区蔓延而上的藤蔓，抚摸着粗糙的老树皮和风吹下的叶子，听到老人们藏不住快乐的咿呀唱腔，我一次次反思，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宁波人怎么对宁波历史了解得如此之少，明明从小也常在鼓楼、中山公园玩，怎么记忆里的画面就像糊了层纸一样模糊。这些年，我只知鼓楼的小吃有哪些，却不知广仁街上行道树的年轮有几许。

    在走访中，我有幸遇见了一位见证宁波剧变的老人。年过古稀的张大爷，在70平方米的屋子里，与父母、六兄妹挤了大半辈子，亲眼见证了劳动路、广仁街、秀水街、大桥街、西河街，从淙淙的河水变成条条大路。张大爷在与我絮叨往事时，仿佛我就是他膝下的孩子。他时不时陷入回忆，眼神飘向远方，发出一两声感叹。他的讲述，让我能够窥探一丝宁波老城的历史感，能够体味一丝那代人的奋斗情怀。

    去年11月，我们做了改革开放40年特刊，我采访了湾底村党委书记吴祖楣，在他的身上我同样窥见了历史，窥见了他们那一代人奋斗的影子。当日的采访可以说是我去年最匆忙的一次采访。上午到达湾底村，前一日刚出差回来的吴书记在上午会议结束后答应中午12点抽空接受采访，最终采访的时间仅仅半小时，因吴书记又要赶去安排会议要事。他太忙了，我没有想到已经70岁出头且有所成就的吴书记，依然没有节假日，没有双休日，甚至没空闲午休。而当他出现在我面前时，那满面红光、精神饱满的样子更是出乎我的意料，也在我的脑海里印下了深刻的画面。他面带微笑地诉说着往事——在拥挤的火车上站十几小时；到防空洞里花5块钱租一条被子过夜；吃不饱饭，四处碰壁，在杭州与宁波间来回7趟谈业务……那些艰难的经历，在他轻描淡写之下仿佛都是不值一提小事。我难以想象当年的他是依靠怎样顽强的毅力支撑下来，也难以想象如今的他又是依靠什么精神才能始终如一。

    我常觉得记者是幸运的偷窥者，是“走捷径”的职业，因为我们即便未曾经历那些困苦，也能探听一丝历史，“偷”得别人大半生的经验和感悟。2018年11月8日记者节，我在微博上对记者这一行业茫茫的质疑声中看到这样一句话：“记者这个行业，至少在他们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他们的初心都是有信仰的。”是的，我们是有初心的，有信仰的，因而我们也心怀感激，心怀敬畏，用心去触摸这世间每一个会呼吸的细胞，尽力将“偷”来的宝藏分享给更多的人。2019年，希望我们这些厚脸皮的偷窥者，能窥探到更多真实的声音和真挚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