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衣服是滚边的。第一次合作，我给你报价再多减4毛钱，给你最好的单价……”

    一件质朴的格子衬衫，一身晒得黝黑的皮肤，神情中透露着沉稳和坚定。若不是提前相识，恐怕不少人会把眼前这位中年男子，误认成是土生土长的“柬埔寨人”。

    他叫沈琦辉，是奉化裘村人，在柬埔寨工作生活了整整20年，如今仍是奔走两地之间的“空中飞人”。除了忙于接洽自己的生意，但凡有意向出海柬埔寨的宁波企业，他都会尽力予以帮助。这正是他作为柬埔寨宁波商会会长，一以贯之的行动和精神。

    初来柬埔寨，

    睡前都能听见枪炮声

    沈琦辉的青葱岁月，在老家奉化裘村度过。彼时，他还是一家缝纫机厂的销售员。在他的努力下，厂里的生意也算是小有所成，还对接上了好几十家合作厂商。但是，沈琦辉并不甘止步于此。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上世纪90年代，对外开放的号角已经吹响。歌手齐秦的一曲《外面的世界》，传遍了大江南北，更是唱进了沈琦辉的心坎：在这日复一日、两点一线的生活之外，还有怎样的天地？

    1998年，沈琦辉毅然决定离开家乡，去外面的世界闯荡。由于家里已经有弟弟在当地“捷足先登”，他便同样以“劳务输出”的方式，来到柬埔寨的一家台资企业打拼。

    “当我准备出国时，身边很多人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开始，我只是想圆自己的出国梦，可当我第一天到达柬埔寨时，才真正感到一丝害怕，精彩的世界与危险相伴！”沈琦辉回忆起当时惊心动魄的情景——

    刚到柬埔寨，本该降落的飞机又被迫升空盘旋了一阵，说是因为下面有牛群经过。好不容易下了飞机，一辆载满30人的军用卡车，带着他们从坑坑洼洼的路面开过，溅起了满地的泥泞和飞尘。周围没有信号，只能靠5美元一分钟的公用电话同家人联系，一旦信号不好，连话都没来得及讲完，就会被扣掉一大笔“血汗钱”……

    原来，当时的柬埔寨正值两个政党爆发军事冲突，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沈琦辉所在的首都金边首当其冲：“工厂门口的守卫，一个个都扛着一把AK47冲锋枪。职工宿舍里，每个人囤了不少矿泉水和方便面，处于戒严备战状态。每天晚上睡觉时，还能依稀听见枪炮声和子弹飞来飞去的声音，几乎很难入眠。”

    所幸的是，同年新政府的成立结束了战乱，这种“命悬一线”的状态，终于被“回归劳动”的节奏打破。沈琦辉观察发现，由于廉价的劳动力和欧美的最惠国待遇，当时已有不少韩国、日本的企业选择柬埔寨做产业转移的根据地。沈琦辉进入了一家台资企业工作，他最初的工作是“修车”，月薪大约是一千多美元。

    “早年在缝纫机厂的经验，让我对发动机工作的技术非常熟悉。厂里修不好的车子、有疑难杂症的设备，在我经手后都能修好。在我来之前，这位老总只能从台湾那边调师傅过来，自从我去了以后，他就再也不用操这个心，可以省下很多成本。”沈琦辉说。

    “自己单干”，

    开宁波赴柬办厂之先河

    沈琦辉的踏实肯干，以及令机器设备“妙手回春”的能力，深受“老东家”的信任。随后，他的事业线也是蒸蒸日上：从技术工人到设备主管，从业务经理到公司高管。这一步一个脚印，都让他看到了不断提升的可能——

    他发现，既然公司的管理模式已了然于胸，财务报表呈现的利润也一清二楚，同样有能力、有条件的自己，何不考虑出来“单干”？

    他发现，虽然当时柬埔寨已有不少华人，但一本“中国护照”还是会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相比受到工资上的区别对待。中国大陆公民除了赴柬“打工”外，何不考虑办自己的工厂？

    2005年，沈琦辉毅然决定创业。尽管“老东家”有心挽留，他还是一再谢绝：“我告诉他说，如果我答应帮你多干一年，那么我就会错失自己的机会。”

    沈琦辉抓住了机会。当年他创办的永辉H2制衣厂，是宁波人赴柬办厂的首例。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创业伊始的沈琦辉也并非一帆风顺。在刚决定办厂时，柬埔寨当地的申请文书和办事方式，都让他感到了巨大的不同，“比如，当地办什么事情都需要递交小费，具体的办事流程还得有专门的翻译帮忙沟通，办证还得等上三四个月。”

    在克服这些“小问题”之后，留给沈琦辉的是一个更大的难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欧美的采购商与中小企业都为风暴席卷。对于主营OEM出口欧美的柬埔寨厂家来说，不知有多少因为“接不到订单”而被迫宣告停产倒闭。“求订单”亦成了沈琦辉的燃眉之急！

    “当时非常困难，我一直在四处奔走想办法。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家新加坡的外贸公司。他们愿意把他接到的订单，分一部分产品由我们的工厂来生产、加工。这就相当于为我们雪中送炭。”后来，沈琦辉也一直不忘这家公司的援助之恩，一旦对方有困难，便同样予以施救，两家“生死之交”，直到今天仍在保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