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濒临倒闭的街道小厂，是如何变身为拥有117家企业，总资产、总产值“双百亿”的跨国集团的？这是一个有关企业成长、蜕变的故事，却诉说着新中国发展、壮大的每一步艰辛，每一次荣光。

    周辞美怀揣着“脱贫致富”的最纯朴的念想，打造出华翔这艘足以在市场大潮中击风搏浪的“航空母舰”。他，不仅是华翔的掌舵者，更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一路披荆斩棘，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坎坷走向辉煌的见证者。

    记者 崔凌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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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不再蹉跎

    周辞美生于上世纪40年代初，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面对过反右派、土地改革，参加过农民合作社，领教过意想不到的艰难困苦。

    “那时候的象山西周（周辞美的出生地）非常穷，一天的工资才几角钱，一个月十几块钱。有时刮台风，水稻就会被淹，农民就什么也没有了……”只需片刻，70年来的种种便都浮现在周辞美的脑海。中学毕业后，他曾上山下乡，跟着大伙一起搞农业，甚至炼钢铁。

    1972年，30岁的周辞美想把农民组织起来，办工厂，用双手改变穷苦的面貌。他说：“我是从苦海里泡出来的，深知贫穷的含义，也深知脱贫是老百姓心灵深处的呐喊，穷则思变，要让老百姓富起来，这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原动力。”

    然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关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争论从未停止，一家工厂，“主义”可以决定它的命运。在那捉摸不定的年代里，周辞美折腾了很多年，也彷徨了很多年。用周辞美的话说，“没有改革开放，一切终究等于零。”

    周辞美知道，改革开放使他的“梦”不再蹉跎。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邓小平倡导发展乡镇企业、发展经济。周辞美果断承包了原先被定义为资本主义而取缔掉的厂子——宁波邮电器材厂。他并不以工厂的债务和现状为然，深信“路在自己脚下，是靠自己走出来的。在我看来，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差别，就在于市场经济需要自己去奋斗、开拓市场，把产品做得符合市场的需求，而计划经济是国家给你安排好的，你什么都不用想”。于是，寻找市场、找活，成了企业迈入市场经济的第一步。

    “创业从来都是艰辛的，那些年，我跑东北、湖北、江苏、上海，找订单啊，‘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说的就是我。”说起奋斗的那些年，周辞美至今记忆犹新。第一个月，他借钱发工资；第二个月，他还是借钱发工资；到了第三个月，便开始自力更生了。他用了5年，让一家资不抵债的企业，做到了上千万元的年产值。

    1988年，华翔电子成立。企业在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复印机等元器件上的业务不断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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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啃硬骨头

    让华翔转向汽配行业的因素，有偶然，也有必然。

    1989年，周辞美得知上海一家航天工业部下属工厂有项汽车空调壳体研发业务，他深知，这是华翔新的机遇。然而，对方提出了一个苛刻的要求——研发费用和风险，需要华翔承担。

    “要知道，当时的汽车空调壳体塑料模具生产在国内还是空白，我们算过，光模具开发就需600多万元，而那时候，华翔一年的产值也不过千余万元，这意味着，进军汽车领域前景固然广阔，可一旦研发不成功，代价也是巨大的。”周辞美的迟疑仅仅只有几秒钟，很快，他用最笃定的语气表达了“中国人，桑塔纳都造出来了，空调器更容易造出来，中国的汽车一定要发展”的决心。对于各种未知，周辞美用一句“我可以去摸索嘛”，轻描淡写地就带过了。他说：“我在汽车行业的成功，就是啃硬骨头。人家不敢动的，我们去动。只有人家不会做、不想做的，我们去做了才有更多机会。”

    1990年，华翔试制成功国内首家汽车空调壳体，完成创业史上最惊险的一跳，并实现了和上海大众的“联姻”，从此搭上了汽车国产化进程的最早班车。也是从那时起，周辞美充分意识到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

    他要求工厂每年都拿出3%到5%的销售收入，用于新产品的开发。到1994年，华翔已成功开发了58种汽车空调配件。随着产品走向全国，华翔也走向了全国。也是在这一年，华翔成立集团公司，产值破亿元。

    当然，除了在产业上革新，在资本运营上同样要革新。华翔兼并陆平，联姻中兴，入主富奇，合资北方曲轴以及后来的上市融资，都是在搞资本革新。他坚信：“一个企业要发展，不改革，不创新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