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公共场所都张贴着这样的告示。 图来源B站UP主林晨同学自制视频

关闭的武汉地铁站口，外卖小哥还在工作。 图由受访者周子豪提供

即便街上少有行人，武汉还是灯火通明。图由受访者周子豪提供

    记者 王心怡

    如今，武汉城中的普通人，大抵都经历了从恐慌到害怕，从害怕再到平复的情绪。我们找到了几位在武汉的宁波人，有在武汉读书，有武汉媳妇，也有在疫情前回到武汉的新宁波人，他们的节日生活被一场疫情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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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莹（化名）大概是武汉为数不多的在12月31日就督促全家戴起口罩的人，还是宁波的朋友提醒她的。

    那是普通不能再普通的一天。在宁波医院工作的朋友给魏莹发去一条微信：“听说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例增多，你们记得勤洗手、戴口罩。”

    一开始，魏莹其实是将信将疑的，但很快，她便警惕起来。因为一份在网络上流传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12月31日早间被证实确为武汉卫健委发布。紧跟着，国家卫健委委派专家组抵达武汉指导疫情处置。

    可情绪也仅仅停摆在“警惕”上。她说，从1月1日直到1月20日晚间，钟南山院士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接受白岩松采访，20天里的信息量实在过于爆炸，“各种官方和民间的消息纷至沓来，新消息又不断推翻、否定着旧的消息。”很难真正地相信什么或怀疑什么。这也是那段日子里大多数武汉人的状态。

    不过，转变是急速的。1月21日，孩子所在的学校通知补课立即暂停，连高三也停了，魏莹觉得这是一种信号。于是，1月22日，她开始囤米、囤面、囤蔬菜，囤了一礼拜的量。

    而真正的恐慌来自于一则交通管制的通告——1月23日10时开始，武汉全城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这座有着1100万人口的武汉城被临时“封”住了。

    “通告是凌晨2时发的，紧接着，我的一个同学发来微信说他要出城，趁通道关闭前赶紧开车出城，凌晨四五点就出发。”

    确实有不少人选择在8个小时的空窗期内离开武汉。有报道称，1月23日凌晨3时许的汉口火车站人流尚不多，但已有一些拖着行李箱的武汉市民到售票厅临时买票出城，由于凌晨已不能使用网络购票，他们只能到火车站售票机前现场购票。“只要能出武汉就行，买到去哪里的火车票都行。”多名等待购票的人说。

    那晚，魏莹没能合眼睡觉，“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说，一个偌大的城市还能封起来，他们此刻的离开更多带着‘逃’的意味。”

    同一天，魏莹所在的小区确诊了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我们一步都不敢出去，只有去买菜才会不得不出去，通常也是叫小孩的爸爸出去，男人总归抵抗力好些吧。我会叮嘱他带两层口罩，外面穿的一些衣服，在进门的时候脱到地下室，鞋子也脱到地下室。”

    小区被紧急隔离，陆续出现另1个确诊病例和5个疑似病例。用魏莹的话说，这样的数字在常住人口有1万人的小区里，“已经算是情况比较好的了。”

    截至记者采访的时候，魏莹已经闭门不出接近72个小时了。如果说72个小时里，能沉淀出什么情绪的话，魏莹觉得，害怕还是其次，现在更多的是待在家里出不去的难捱。

    “太难受了。”采访中，她反复强调。搁往常，她每天都要出门锻炼一个小时。

    “出不去了之后，我每天早上起来，先把家里的卫生搞一遍，用84消毒水把家门口的楼道擦一遍。然后，我会叫上家人一起做操。不只是我们家，其实大家都在家里锻炼身体，谁都不想因为免疫力差被病毒盯上。”

    她并不担心孩子在家里没事做，高三了，仅试题卷子就是一摞摞的。反倒是她和丈夫两个大人得为自己找些事情做，她读起了《黄帝内经》，企图从这部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中获得一些老祖宗的智慧，她还给自己办了个“喜马拉雅”APP的会员，可以一边打扫卫生一边听。

    她告诉记者：“我每天都会接到很多电话，亲人朋友们的焦虑程度和恐惧程度似乎比我更加强烈一些，我在宁波的姐姐打来电话，哭得稀里哗啦，反过来是我去安慰她们。”

    魏莹能够理解这种感觉，亲人因为不知道武汉这边的真实情况而感到害怕，就像她最开始被信息轰炸时的心情一样，但当官方提供的信息一点点透明、翔实、有序的时候，她倒是不怕了。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她看到了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的温情，“我们旁边就有一个老人，年龄很大了，有时候开关都不一定记得关。他的子女与他一江之隔，过不来，他们很着急，反映到我们小区，社工叫他们不用担心，帮老人买了米面蔬菜，还婉拒了子女发来的红包。”

    采访的最后，记者问她，你觉得最坏的日子什么时候过去？魏莹沉吟片刻回答：当集全国之力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希望的时候。

    她也是这么安慰今年即将高考的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