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薛智谊

    “从短期来看，疫情对中国的制造业不会有太大冲击，但是把视野放到十几年、二十年之后，西方可能会与中国形成技术代差，这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严峻的挑战。从绝对值上来说，中国制造业可能会遭遇困难，但从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对比的相对值来说，疫情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并不大。”

    6月12日，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在第22届中国浙江投资贸易洽谈会跨国产业链合作专场演讲时说了上述这段话。他的这番话，给了我们另一种视野去看待逆境和挑战。其实，好的企业正是通过一次次逆境来谋取更大的发展。

    正如很多人在担心产业转移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利时，施展在他的著作《溢出》中却说：“从贸易战的背景来说，不是产业的转移而是溢出”一样。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一想到有着一个光明的未来，当下所经受的艰难都无足轻重了。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止是有目共睹，而且是感同身受。灾难让人焦虑，甚至有些灰心。商业经营受到冲击，每个人的生活亦是如此。过去的几年里，很多企业经营惨淡，利润微薄，这次疫情的爆发，让它们雪上加霜。随着疫情在海外的蔓延，加剧了人流物流受阻、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等风险，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世界经济面临深度调整，主要国际组织均作出悲观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负增长3%，甚至陷入衰退。联合国贸发会更是预测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在2020-2021年间将下降30%-40%。

    危机面前，上至最高层，下至地方政府，都有推出切切实实帮助企业缓解困难的政策和措施，让企业感受到了暖意，也成为了企业在后疫情时期发展的信心来源之一。而且，浙江经济当下的能量和活力，足以给想战胜困难的人汲取勇气。宁波的块状经济发达，这些块状经济，企业分工明确、合作紧密，其优势在于专业化和协作，在于体制和机制创新。它灵活、敏捷、善于把握机遇。

    而放眼浙江，2019年，浙江省GDP已突破6万亿元大关，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对外直接投资连续三年保持120亿美元以上规模，稳居全国第三。涌现出一批像吉利、海亮、正泰、华立等行业领先、总部在浙江、产业布局完备、国际竞争力强的大型本土民营跨国公司。

    疫情是一种突然的变化，面对突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心态？在《留候论》中，苏东坡说：“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扶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他认为，大勇之人是那种在突变面前面不改色的人，也就是能保持冷静始终坚守本心的人。

    伟大的企业，也应当立足于危机中，在走向未来中应对改变。不久前故去的“全球第一CEO”的杰克·韦尔杰在《商业的本质》中写道：大灾大难是罕见的，更多时候，公司之所以遭到创伤，是因为事先没有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没有看到某个问题正在悄然走来。比如一个威胁自身竞争力的因素、一场文化变革、一项新技术等。正如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说的那样：“在我看来，导致公司失败的最主要因素，是他们自己错失了未来。”

    稻盛和夫曾在一篇题为《把萧条当作再发展的飞跃台》的文章中说，萧条越是严重，越是要咬紧牙关，坚忍不拔，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闯过这道难关。决不悲观，必须以积极开朗的态度应对难局。在这基础之上，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逆境也是成长的机会”。

    “凡不能杀死你的，最终会使你更加强大”。尼采的这话，总是能给人一种力量。真正的企业家，一直以来就在身体力行这个道理，于风暴中逆风而行，本身就是他们的一种品格。

    变化才会形成新的格局，变化才会倒逼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疫情是企业将危机转化为自我变革的契机。

    2003年，非典引发了互联网消费的热潮，诞生了一批伟大的互联网企业。这次疫情，也同样促发了更多互联网化和数字化产业，在线办公、远程医疗……无数场景在现实世界真实上演。也同样地，生命科学以及健康产业，成为了当下人们的最大渴求。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全球化的当下，牵一发而动全身。变化和影响都是深层次、全方位的。施展在演讲时说得很清楚：“中国在中低端制造业上的成本优势并未受到实质影响。但是，在疫情中，西方国家开始从安全角度考虑问题，也会考虑重建安全产业，而安全产业往往能引领技术的前沿走向，西方进行技术迭代的效率比中国更高，从长远视角考虑，这可能会导致中国和西方形成技术代差，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

    面对疫情带来产业链发展的重大不确定性，我们迫切需要坚韧不拔的精神，直面危机，需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在“后疫情”时代积极布局全球，立于潮头，知难而上，改变自我，创新发展，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