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静波

    也许是因为开篇，也许是因为题目中的“中国”两字，翻开美国布克文学奖、普利策奖得主珍妮弗·伊根的短篇小说集《翡翠城》，我首先细读了《为什么来中国》。

    《为什么来中国》有明暗两条线索。明线是“我”和家人在中国昆明旅游时，遇见了曾骗过“我”钱财的斯图亚特。斯图亚特没认出“我”来，还帮“我”及家人买了去成都的火车票并带着“我们”参观了西安佛窟。后来“我”才得知原来他一开始就认出了“我”。他在勇于面对、尽力帮助自己伤害过的人的过程中寻求救赎。暗线是“我”和家人的这次中国之行其实是为了逃避公司对“我”偷拿公款的调查，我先是在妻子面前极力掩饰，经过痛苦挣扎后终于向妻子并向斯图亚特承认了此事，决定不再逃避、诚实面对。珍妮弗·伊根善于用细节刻画人物纤细的情感。当斯图亚特最后与他们一家告别时，女儿们流露出强烈的不舍，大叫“为什么”，并邀请他归国时“到我家来”，甚至当“我”打破长时间“没有对大女儿流露半点感情”的沉默后，将胳膊搭上女儿梅丽莎的肩膀时，“她似乎没有注意到，还扭着头看窗外的斯图亚特……我凝视着她，讶异于一个十二岁女孩儿脸上能有如此的悲伤。‘她真好。’梅丽莎说。”可以看出，在仅有的一天的相处中，斯图亚特对被他曾伤害过的“我”及家人付出了真情和努力，赢得了孩子们的喜爱和依恋，以至于读者对他骗子身份的厌恶感渐渐消淡。这是一篇关于救赎——小说主人公“我”和斯图亚特获得双重救赎的小说，其实实现救赎的又何止于他们两人，女儿梅丽莎的情感由冷漠到复苏不也是一种救赎？

    就这样，在《翡翠城》的11个短篇中，公司职员、女中学生、摄影师、时装模特、少男少女以及单身女人、有钱人等社会各式人群，他们或对曾经被骗的遭遇耿耿于怀，或因盲目崇拜和模仿别人曾割腕自杀，或走不出童年时误杀母亲的阴影，或追求自由而不得，或被丈夫抛弃而自暴自弃，或虽富有却别有所憾……作者始终以平视的目光冷静地观察这个世界及其辗转在红尘里的人们，以平静克制的笔触描摹着他们被荒芜的日常生活所遮掩的孤寂的心灵、难解的心结……是的，谁也不是上帝，谁也无法把握事态的发展和命运的安排，即便是掌握文字的作者也概莫能外，唯一能做的，就是跟随时间的步伐，和主人公们一起去面对或回忆生命中的那一场暴风雨，在内心平静的挣扎中寻求救赎。

    在共同的救赎主题下，而每一个故事中的人物都有不同的经历和救赎方式。如在《一块》中，十岁时的哥哥布拉德开汽车时撞死了母亲的阴影长期笼罩着全家人。直到“我”从树上掉到篝火堆上时，布拉德以死相救，从此他及家人才得到了解脱。在《圣心》中，父母离异心灵孤独的“我”拒绝继父的关爱，崇拜家庭贫穷、父母闹离婚的叛逆女孩阿曼达，并学着她的样子割腕，在最后时刻，她以对继父叫出一声“爸”而出现情感的拐点。如在《西班牙的冬天》中，“我”离婚后，自甘堕落，直到遇到大学同学杰克——一个亏欠人家很多钱财、使别人倾家荡产的在逃“骗子”，两人先是各自隐瞒自身的处境，最后双方诚实面对，决心开始新的生活。

    在纤毫中呈现人性是本书的最大看点。那些细节像是在阳光中的放大镜下呈现给读者的一幅幅无比清晰的画面，或是放慢了的一个个分镜头，让人回味无穷，迷恋其中。这些细节撑起了故事，照亮了人物。如《圣心》中对阿曼达刚出场时的描写，作者用一句传神的“她的眼神是破裂的玻璃”，一个叛逆女孩的形象栩栩如生。又如对继父尤里乌斯送“我”的那件狐狸毛短外套的描写极其细腻、富有层次：一开始“我”非但讨厌这件外套，即使母亲请求也坚决不穿；当我割腕自杀被继父发现后，他“把我裹在那件狐狸皮毛外套里”送医院，看着这件“全是血污”的外套，“我心满意足地想，我终于彻底将它毁了”，可继父说“我想我们还能把它洗干净”；直至尤里乌斯大笑着“将外套揉成一团塞进（医院的）垃圾桶”，不用说，“我”与继父间的心结也就此了结了……其中心理微妙的起伏在这些文字中纤毫毕现。

    当我掩上此书，看到封面上一个裸着上身的年轻女子的背影，她正静静地面对着彼岸城市的水泥钢筋丛林。在主体呈灰色的画面中，依稀可见城市丛林上空淡淡的亮色——这正如11篇小说中主人公们的遭遇：在历尽心灵的挣扎后，最终得到了救赎或看到了救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