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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9月19日，陪都重庆黄山官邸，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本日正午，约王宇高、孙诒、袁常惠、沙文若各同乡来黄山云岫楼聚谈，留餐，颇乐也。”沙文若即鄞县人沙孟海先生，而王、孙、袁便是当时为蒋介石编纂《事略稿本》的“奉化三先生”。

    说到《事略稿本》，首先让我联想到“起居注”，它是我国古代记录帝王的言行录。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到：“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后王。”从汉以后，几乎历代帝王都有“起居注”，它一般不外传，仅作为撰修国史的基本材料。至于《事略稿本》的“定语”，大陆学者写作“蒋介石档案”、台湾学者则称“蒋中正档案”。如今这个轻松说历史的年代，也有人干脆标榜“蒋介石起居注”。

    蒋介石不仅重视数据的保存，对于个人行事记录也十分在意，除自己持续不断地记日记外，并委请机要人员参考相关资料，按年整编其大事纪要，即所谓《事略稿本》。《事略稿本》为台北“国史馆”庋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名下文件之一种，系依照蒋介石个人经历，以时间为经，以行事推移为纬，分年编辑的大事长编。

    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将他早年日记、函电、文稿等个人资料，交由少年时期的老师毛思诚保管和整理。毛思诚将函电、文稿等资料整编为《自反录》一书，并就日记内容依党政、军事、学行、旅游、家庭、杂俎、身体、气象等分类，辑录为《蒋介石日记类抄》。毛氏又就相关资料编纂《蒋公介石年谱初稿》，于1937年3月印行时，改名为《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887年10月溪口出生到1926年底），成为研究蒋氏早年生平的重要文献，其后又作为《事略稿本》编纂的样板。

    1937年七七事变后，毛思诚以年事已高且身体多病为由，养老还乡，未随政府西迁。蒋介石的个人资料的保管和整理，便由陈布雷接替。

    1939年，陈布雷在他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简称“侍二处”）内，附设了总裁事略编纂室（简称“编纂室”），以蒋氏之奉化同乡王宇高、袁惠常、孙诒等任编纂员。三人各有著述，富有旧学根底，都在宁波很有文名。这年8月展开了《事略稿本》的编纂。侍从室同事们称三人为“奉化三先生”。对此，《陈布雷回忆录》写道：“（1939年）八月，王宇高（墉伯）、孙诒（翼父）、袁惠常（孟纯）自奉化奉召来渝，入侍从室任编纂员，掌编纂蒋公十六年以后之事略事宜，隶第五组，由余督导之。”

    蒋介石有着无以复加的故乡情结。自己日常言行让奉化同乡辑录编纂，他主要有两方面考量，一是自己的事略私密度很高，既有许多责骂人的记录，又写有自己的个人隐私；二是比起外人，同乡更能恪守“为尊者讳”的原则。

    当年，《事略稿本》编纂采取分年负责制，依照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的原有体例，一脉相承，使成整体。它以事实汇集为主要目标，不采用传记的方式，旨在保存数据的完整，使之成为历史文献。“奉化三先生”每人负责一年的事略编纂，成稿后送请陈布雷校阅。陈体弱又事繁，有疑问时，他常邀人共同参加讨论。

    1945年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改为国民政府军务、政务两局。编纂室随之移交，隶属于政务局。这个时期，“奉化三先生”的职务，从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编纂员，改任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审。1947年1月，国史馆正式成立，人员分纂修、协修、助修三个等级。从同年编印的《国史馆职员通讯录》中看，纂修多为年已花甲的知名文士，王宇高、袁常惠为协修，孙诒疑患病未兼职国史馆。

    1948年，“奉化三先生”已完成了1927年至1936年的《事略稿本》。各年沿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之名称，依序为《民国十六年之蒋介石先生》《民国十七年之蒋介石先生》等等。当代民国史专家评说：“奉化三先生”经手的这十年稿本，从资料搜集整理，到撰拟初稿、审核、校订、誊录等，过程十分完整。

    1949年5月，因时局剧变，已经完成的蒋介石《事略稿本》等资料与中央银行黄金同舰运到台湾，暂存高雄。7月，转存于桃园大溪。1951年10月，奉化籍的“总统府”机要室主任周宏涛，认为蒋氏传略编纂工作应继续进行，于是 1937年之后《事略稿本》，着手在台湾续编。这已是后话了。

    那么，“奉化三先生”何许人也？就让我们走近“奉化三先生”，探知他们的身世，了解他们更多的人生故事吧。

    王宇高（1897-1984），又名裕高，字墉伯，又字式墉，号珠岩伯子，奉化跸驻村人。现当代中医学家、古文学家。赴渝之前的1936年，他的著述《珠岩斋文初编》，已经由沙孟海题签、宁波钧和印刷公司铅印出版。

    他家境清贫，8岁入村塾。13岁入本村宋氏两等小学，随陈维藩先生学古文和中医，后毕业于剡源高等小学。17岁当小学教员，26岁任鄞县天童街鄮溪区区立第五小学校长。业余常为人治病，並为宁波《四明日报》撰写《本草答问》《论医杂著》《珠岩斋医话》《茶余随笔》等连载文章，医名渐振。30岁开始，在宁波设中医内科诊所行医，成甬城名医。

    1927年，他出任宁波中医学研究会（后改名宁波中医协会）主任委员，主编《中医新刊》。1929年3月被选为全国中医药团体联合总会执行委员。1931年，受聘为中央国医馆编审，并任浙江中医协会执行委员及鄞县中医公会（由宁波中医协会改名）主任委员。

    1949年初，他从南京回到宁波，弃政从医，在宁波设诊所行医。1954年11月，参加宁波市中医师代表大会，被推举为副主任委员。1955年6月，以医药卫生界人士身份，出席宁波市第一届政协会议，被选为常委。1956年春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同年8月应浙江省卫生厅聘请去杭州，参加浙江省中医研究所筹建工作，先后任内科研究室和文献研究室负责人、《浙江中医杂志》编审委员。

    袁惠常（1899-1984），又名康年，字孟纯，号雪野，奉化萧王庙慈林村人。古文字学家、藏书家。民国初年，他师从著名学者、宁波名师冯君木（冯幵），其时与沙孟海为同窗。早年，孤独而清高的袁惠常，一直蛰居在自家书房读书。当今慈林村里的耄耋老人，仍能回忆起袁先生当年手不释卷、执笔凝神的情形。然而日寇紧逼，国难当头，纵然学富五车又有何之用？1939年8月，应蒋介石之邀，已届不惑之年的袁惠常，顺势而动，终于远赴陪都重庆出仕。

    从早年为恩师所撰的《冯幵事略》，到蒋介石的《事略稿本》，再到《雪野堂文稿》，袁惠常一生曾撰编过多种著述。上世纪90年代初，奉化区案馆曾从山西平遥征集到三卷一套《雪野堂文稿》。它涉及民国奉化籍诸多人士及社会风情，富有奉化地方文化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袁惠常客居上海，成为重要统战对象。1961年，他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与刘海粟、沈尹默等文化名人时有交往。

    到了一律破除、不讲承传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留存在慈林老家的大批珍贵书籍被付之一炬。老人在上海闻之哀叹：“宁可杀我头，切莫烧我书啊！”风风雨雨几十载，袁惠常什么世面没有见过？可这一叹，蓦然令人感知：骨子里，他依然是一介可爱可敬的文士! 书没了，名长存。我在他们慈林袁氏宗谱上看到，为袁惠常载录的官职是“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审兼国史馆协修”。

    孙诒，又名孙翼父，奉化萧王庙青云村人，民国名人孙表卿是他的族叔公。孙诒是一位诗词家，早年就有《瓶梅斋诗录》四卷传世。时人评其诗为“胎息放翁（陆游），上窥陶杜（陶渊明、杜甫）”。

    孙诒已故去两年的1951年1月，他的诗友、鄞县东乡瞻岐人周岐隐（利川），在上海为他出资刊印了《瓶梅斋遗稿·百辛剩墨》。这是一本32开的孙诒与永嘉赵百辛两人遗作。

    聚散离合终有时，历来烟雨不由人。1948年，十年蒋介石《事略稿本》告成后，“奉化三先生”星散：王宇高弃政从医，返还家乡宁波，做他的老本行；袁惠常复为一介自由文人，客居沪上，藏他喜欢的书、交他爱交的文士墨客；刚逾五十的孙诒，不久抱病谢世。

    当代出版的《中华民国诗千首》，其中收有孙诒的那首《秋怀》。读罢此诗，我想它不光是孙先生之心声，也当为王宇高、袁惠常两先生荣辱不惊的处世态度。这么说来，不妨录于文末：

    秋怀淡宕与云俱，庭院新飞一叶梧。

    闭户聊将书遣日，无田且免吏催租。

    贫犹作达耽诗句，壮不求官畏世途。

    饭水饭蔬吾亦足，儒生活计本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