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金位

    许春樵自云：“我赞成迂腐的是文人，油滑的不是文人；固执己见的是文人，左右逢源的不是文人；孤心苦诣的是文人，热闹喧哗的不是文人；以身殉道的是文人，投机钻营的不是文人。纯粹的文人只愿将自己的专业和学术视为神圣，心存敬畏，并具有一种宗教情感。”（《文人利益的相对性》）这些观点对于许春樵来说，不是一种聊作摆设的道具，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箴言体系。许春樵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他对写作有着宗教般的情怀，他的小说始终弥漫着一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每当我读完他的小说，像是重新活了一次，会百感交融，看待世界的目光会拉长，对世界的看法在那一刻改变。

    《放下武器》是许春樵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又是一部官场小说。在读这部之前，我关注过官场小说，我发现大多数官场小说都囿于揭露官场黑幕，或以极其煽情的生动笔触描写官员们腐化堕落的生活内幕。这种模式化倾向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迎合大众的窥探欲，作品缺乏深度与高度。许春樵创作《放下武器》时做出了“篡改”：以悲悯的态度去写官场氛围，展现官员如何异化如何堕落，个人的道德何以变得不堪一击，把小说的重心转移到对主人公郑天良“人格分裂与自我异化的本质”的揭示。小说接近尾声时，农家子弟出身的郑天良演变为腐败分子被送上断头台。许春樵写下一段无比苍凉的文字：“五花大绑的我舅舅郑天良是跟抢劫犯杀人犯强奸犯一起，被荷枪实弹的武警押送到郊外刑场，先是一字排站开，后来有一个人将验明证身的牌子插到他的背后，他的头就不得不低下去，接着又在他后面腿弯处跺了一脚，我舅舅郑天良就情不自禁地跪下了，这时，他很困难地抬头看了一眼湛蓝的天空，天空飘着几朵白云像盛开的棉花一样洁白，郑天良没有恐惧只有迷惘，他发现天空的颜色几亿年如一日，秋天总是那么和风日丽……枪响了，他感觉自己的后脑勺里像被钻进了一根奶油冰棍一样，凉嗖嗖的，接下来就没感觉了，他一头向前栽过去，栽在一丛茂密的蒿草中。”掩页后，我唏嘘良久。

    关注小人物，触摸小人物的遭遇、命运和人性是许春樵小说的另一亮点。长篇小说《男人立正》的主人公陈道生是一个家境贫寒的下岗工人，为了搭救女儿，被朋友骗去了东挪西借的30万元，为了自己在亲朋街坊中的信誉，他在妻离子散中含辛茹苦，开始了8年还债的苦难历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小说结尾是这样写的：“陈道生在一个星期后的早晨离开了人世，终年53岁……窗外的阳光照着陈道生苍白的脸和花白的头发，他的表情很安详，像是一个累极了的人睡着了。”这个结尾与《放下武器》似乎有共通之处，蕴含了人道主义情怀。我曾经问许春樵为什么要塑造一个陈道生这样的人物？他说，在集体不道德的社会里需要这样的悲剧英雄，通过陈道生的悲怆经历，去唤醒人们普遍麻木的诚信、责任、廉耻和悲悯意识。

    创作不同于一般的营生，需要一种甘于贫穷的精神，一种耐得住寂寞又不甘荒凉自己的精神，一种热爱生活却淡泊名利的精神。许春樵正好具备这样的精神。成名之前，他在斗室中守着一方寂寞。成名之后，他仍然抵制名利的诱惑。《酒楼》是许春樵花费3年时间精心打造的一部长篇力作，写的是物本主义对人本主义的挑衅，利益对亲情的挑战，一个家族中的兄弟仨以人格分裂与灵魂异化的代价为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垫付了进步的成本，作品对正与邪、善与恶、真与伪的全部表演作了忠实、生动、准确的记录。《酒楼》的结尾称得上一个完美的“豹尾”，作者将小说中曾经出现的人物作了谢幕般地登场，宛如一曲看尽人事沧桑的悲歌，带给我一种力透纸背的悲凉。

    文学即人学。我历来不相信一个怀着卑劣之心的人能写出真善美的文字。生活中的许春樵也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2004年国庆节，许春樵来宁波走亲戚。期间，他打出租车到我的小区门口，古道热肠地呈上他的散文集《重归书斋》。随后，他又光临寒舍。他一边喝茶，一边狂吸香烟，滔滔不绝地谈论文学，谈论对社会的看法，眉宇间凝结着深沉与犀利。事隔13年，许春樵的一些话仍在耳边回响：“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文学的本质是悲剧性的，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