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露 喻兴萍

    宁波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指出：文化是城市之魂，为此宁波市将推动文化事业大发展，建设书香之城、音乐之城、影视之城。

    宁波籍音乐家是中国近现代最早接触西洋音乐，并成为现代音乐学科的主要创始群体；在近百年的中国音乐史上，宁波人创下了60多个中国第一……在音乐“宁波帮”中，又以奉化籍音乐家所占比例较大。他们中，有第一个在美国举办独唱音乐会的中国人、有中国第一代大提琴家中的佼佼者、有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先驱、有我国唯一的世界级男低音歌唱家……本期《每周关注》，记者专访了长期研究这一群体的奉籍乡友、宁波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沈浩杰，让我们一起在历史的回响中，聆听其中6位奉籍音乐家的故事。

应尚能：

    第一个在美国举行 独唱音乐会的中国人

    在应尚能清华学校毕业的1923年，《清华周刊》285号有一篇《同学近闻》是这样介绍他的：“应尚能。‘尊姓？’‘有求必应的应字。’——这是应君介绍自己的妙法。他来校才6年，可是已经名达校外，声振两科。”

    1902年应尚能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籍萧王庙街道里应村。清末年间，因家庭贫困，其父母变卖房产，外出到上海谋生。应尚能早年通过教会学堂学习，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3年，他从清华学校毕业，同年赴美国留学。他先在密执安大学工学院攻读机械工程，后转入该校音乐学院学习声乐。作为留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应尚能是密州中国同学会的贷款基金会主席。毕业之后，他在美国的一座教堂任唱诗班独唱，在美国当地的一些城市举办过10场独唱音乐会，成为20世纪第一个在美国举行独唱音乐会的中国人。

    1930年，应尚能毕业回国，任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声乐教授，并参与了这所我国最早的专业音乐院校的初创。他还作为我国第一代声乐教育家，开始担负起新式专业声乐人才的培养。老一辈歌唱家斯义桂、蔡绍序，合唱指挥宗师杨鸿年等均为其嫡传弟子。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担任教授，并赴香港等地招募著名音乐教师，为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一度主持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实验巡回合唱团，并率领学生沿成渝公路宣传抗日。淞沪会战时，蔡廷锴指挥十九路军抵抗日军，捷报频传，应尚能为了激励和鼓舞官兵士气，特为十九路军写了军歌。

    之后，应尚能被调至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在北艺任教期间，应尚能常随本院师生一起下厂矿、去农村、到部队，为广大工农兵演唱。1957年暑假，他还应全国各地文化局的邀请，带着师生到济南、青岛、福州、厦门、上海等地巡回演出。

    立志要为国家培养出更多音乐人才的应尚能，还将自己多年从事声乐教学和演唱的实践作了理论总结，撰写了声乐论文《我的声乐经验》，出版了声乐专著《以字行腔》等著作，影响深远。1973年11月22日应尚能受迫害在北京病逝。

    张贞黻：

    中国第一代大提琴家中

    的佼佼者

    在区档案馆里，有着极为不平常的3张旧唱片，制造日期为1918年。其中两张为同一牌子，上面印有一只威猛的老虎，它面对大喇叭安静地蹲着，老虎下面是英文“VICTOR RECORD”（胜利者的唱片）和数字编号，另一张写有“ODEON RECORD”（剧场唱片）。3张唱片沉甸甸的，比现在的唱片要厚重得多，这3张唱片的主人就是我国早期著名的大提琴家张贞黻。

    张贞黻于1904年出生于江口街道西张村。他自幼聪明好学，酷爱拨弄乐器，早在孩童时期就用石蛙皮、蛇皮、老胡瓜制作了二胡、琵琶，整天“咿咿呀呀”拉弹不停，给邻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成年后，张贞黻娶妻生子，家庭的牵绊并没有影响到他对音乐的执着追求。1928年，张贞黻考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大提琴、小提琴及钢琴。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以半工半读维持学业，尽量不向家里伸手。尽管当时已患有肺结核、腹膜炎等重病，但他坚持与病魔抗争，以顽强的毅力勤学苦练。

    1940年，张贞黻经同学贺绿汀介绍、周恩来引荐，来到延安，担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教授，将满腹才华和精力洒向了音乐教育事业。在这期间，他把陕北民歌改编为练习曲和乐曲，把东北秧歌改编成舞曲，替代了西洋教材，为西洋乐器的民族化作了有益的尝试，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人才。

    在中国思想史和文艺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张贞黻呼吁重视乐器生产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赞同。之后，他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创建了我国最早的西洋乐器制造企业——延安乐器试制室。

    1946年，张贞黻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首任中央管弦乐团副团长。尽管教学和演出任务繁重，但张贞黻一有空就修理制作小提琴、大提琴等乐器，哪怕是在行军途中。张贞黻悉心栽培乐器制作人才，陈艾生、戴洪祥等著名乐器制作家均出自其门下，张贞黻堪称我国乐器制作的先行者。

    1948年张贞黻随部队进驻石家庄，因病情加重而离开人世。弥留之际，握住弟子陈艾生的手说：“一定要建造我们自己的乐器工厂。”在陈艾生等人的努力下，北京星海乐器制造厂成立。张贞黻成为该厂的实际创始人。

    “文革”期间，革命音乐家张贞黻在石家庄的坟墓遭到严重破坏。张贞黻的遗物，包括大提琴、少量乐器制作工具、演出服均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收藏。在奉化的，只留下西张村那唯一给人寄托思念的旧居了。

    赵梅伯：

    中国专业音乐教育

    的先驱

    “两手交抱胸前，身躯笔直，头微昂，略偏，薄细的嘴唇和深邃的眼神，一股充满自信、才华慑人的气魄及一股老当益壮的表情。”这是民国时期最具有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对一代声乐巨匠——赵梅伯的描述。

    赵梅伯1905年出生于溪口，从小就对音乐特感兴趣。1921年，从斐迪中学毕业后，赵梅伯考入了沪江大学，因未入选校体育队，便加入了校合唱团。合唱队的安德森博士非常欣赏赵梅伯的声音，并鼓励他学习音乐，于是赵梅伯每天去礼堂练声，数年来从未间断。

    在学习音乐这条路上，赵梅伯走得并不顺遂。他遇到的第一个难关便是父亲的竭力反对，赵父认为音乐是一种不高尚行业，因此断绝了学费供应。赵梅伯并没有因此放弃音乐，为赚取学费，他每日拎着一只小箱子，在黄浦江头向外国船员兜售中国的刺绣品，赚取蝇头小利以支付学费。

    1929年10月，赵梅伯下定决心出国留学。当时参加留学考试者共百余人，多为理工科学生，只有赵梅伯一人学习音乐。而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作为世界最高音乐学府之一，投考极难，但是赵梅伯凭借出色的成绩，被录取于正班（非外国人班），成为当时第一个学声乐的中国人。

    在皇家音乐学院学成之后，赵梅伯载誉回国，被萧友梅聘为上海国立音专声乐教授及主任。郎毓秀、葛朝祉、魏秀娥、黄钟鸣、伍芙蓉等都是他首期学生。

    可惜好景不长，南京汪伪政府要赵梅伯担任南京音乐学院院长一职，赵梅伯不愿，只能悄然离沪。在经历千里跋涉，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日军封锁线，辗转到达西安之后，赵梅伯仍不忘音乐教育事业，在胡宗南的帮助下，觅得香米园西安第一中学校舍，创办了西北音乐学院。

    除了发展西洋音乐之外，赵梅伯一心一意地推动中国新音乐运动。他认为艺术虽不分国界，中国乐器也可以演奏西洋的谱子，但须保留中国乐器原有的音色和音韵。“中国人必须从自己的音乐中走出来，以中国人独到的体会，树立自己的风格。”在重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期间，他如此说道。

    赵梅伯为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国内外乐坛享有崇高威望。著有《黄钟史》，较早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音乐及历史，他的《唱歌的艺术》是中国声乐专著中既深入浅出又富有较高实用价值的作品。1999年赵梅伯去世。

    斯义桂：

    我国唯一的世界级

    男低音歌唱家

    在我区城东的一个小山坡上，有一座墓的铭文与众不同：“歌声扬全球留得美名传千古；英灵归西天教我如何不想他。”其主人就是当年与林语堂、张大千并誉为海外华人世界三巨星、以一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唱遍亚、欧、美、大洋洲四大洲的斯义桂。

    1915年斯义桂出生于上海，祖籍岳林街道斯张村。斯义桂的父亲斯礼遂是位出色的石匠，青年时代挑着铺盖与工具，闯进上海滩，在澳门路开了家石作坊。

    斯义桂1930年初中肄业，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他曾应邀参加蒋介石50寿辰的演唱堂会。会上，他演唱了岳飞的《满江红》，当唱到“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时，唱得在场的张学良将军泪流满面。将军的泪水深深触动了斯义桂，也促使这位满怀抗日救亡激情的年轻人把自己的歌唱事业与民族救亡运动联系在一起。此后几年，斯义桂奔赴各地为抗战募捐演出，并将义演所得全部捐献给抗日将士。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斯义桂歌唱艺术生涯走向辉煌的时期，他不但走红于美国主要城市的舞台上，还闻名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及欧洲多国。他曾两次获得巴黎国家唱片学会奖，获得过荷兰政府为独唱、独奏唱片中最佳音乐诠释者所颁发的“爱迪生奖”。因在国际声乐界的崇高地位，斯义桂荣任了肯尼迪总统就职仪式后音乐会的首席演唱，还两次应邀到联合国，单独演唱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之《欢乐颂》。1985年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欢迎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访美时，斯义桂作为社会名流应邀作陪。

    1979年，斯义桂随美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他带着书籍、唱片、录音带等整整18箱行李捐赠给上海音乐学院，并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讲学。这次讲学吸引了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声乐教育工作者前来听讲，上海电台全程录音。斯义桂的讲学给中国声乐界带来了正统意义上的美声概念，是中国声乐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讲学，因此，斯义桂得到了中国声乐界普遍的敬重和认可。

    1994年，斯义桂在美国去世，其家人遵从他的遗愿，特地从大洋彼岸寄来斯义桂最喜爱的套装，在故乡奉化建造了一座衣冠冢，使他生前魂归故里的愿望最终得以实现。

    邬大为：

    从硝烟中走来的词作家

    一曲耳熟能详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唱出了军民之间的情意，一首催人奋进的《红星歌》鼓舞着千万听众……邬大为，一位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走向歌词创作生涯的音乐家，他的歌词作品已成为人们心中宝贵的珍藏。

    邬大为1933年生于杭州，祖籍江口街道禾家桥村。1949年参军从事部队文艺工作。1973年夏天，邬大为和魏宝贵应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作曲家傅庚辰之邀，为影片《闪闪的红星》写主题歌歌词。没过多久，傅庚辰就拿到了邬大为和魏宝贵写的歌词：“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朗朗上口又充满童趣的歌词立马触发了傅庚辰的灵感，在南下去剧组的路上就“颠簸”出了《红星歌》的曲调。一年后，《红星歌》迅速唱红了祖国大江南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不久，邬大为冒着严寒和艰险来到了前线。在采访战士时突发灵感，创作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歌词。1984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蒋大为首次为全国观众演唱了这首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首歌也因此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桃树倒映在明净的水面，桃林环抱着秀丽的村庄……”多年后，谈起歌词里“故乡”的原型，邬大为直言，他是以故乡奉化为原型创作的。自1984年以来，《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连续数次在每年央视春晚播出，成为国人最熟悉的歌声，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也成了国人一直在寻觅的梦寐以求的“桃花源”。

    邬大为一直相信，没有生活情感的创作都是苍白的。因此为了创作出更有激情的作品，多年来，邬大为一直都在连队里体验生活、当兵代职。部队拉练演习，他背起背包一块走；部队抗洪抢险，他跟着一块打冲锋。他跑遍了长白山、大兴安岭，走遍了北疆千里边防线，只为创作出更多让人奋进向上的歌词。

    2000年3月，邬大为离休了，但是他比在职时更忙。“非典”时期，邬大为住在绍兴，耳闻目睹了浙江省医护工作者的事迹，因此创作了大型诗歌舞剧《天使颂》，讴歌医务工作者；2005年元旦过后，他又来到沈阳市东陵监狱体验生活，想为辛勤工作在第一线的狱警写歌……

    江明惇：

    伟大的民族音乐遗产

    抢救者

    江明惇出生于革命家庭。6岁学钢琴，8岁开始学作曲，12岁入行知艺术学校音乐组学习，14岁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主修钢琴和作曲，18岁直升上海音乐学院本科作曲系，20岁留校，在民族音乐研究室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的收集、整理、研究……

    江明惇1938年在上海出生，祖籍江口街道后江村。他自小就展现了对音乐的极大兴趣，曾先后师从达克莱苔夫人、辛格尔、勃朗斯坦、沈知白、阿隆·阿甫夏洛莫夫等名家。

    自从1958年调入民族音乐研究室以来，江明惇就一直奋战在民族音乐遗产抢救的前线。他先后多次到浙江、安徽、江西、山东、陕西、四川、湖北等省收集劳动号子、民歌小调、民间锣鼓和古老的戏曲声腔等。

    1960年开始，江明惇在上海音乐学院担任中国民歌、民族音乐理论等课程教学。1978年春，在多方帮助下，江明惇和宁海籍著名音乐家胡登跳等一起，在上海音乐学院着手重建民族音乐理论作曲系，并且在该院建立民族音乐遗产抢救小组，为濒临失传的中国各地各民族的民歌、说唱音乐、宗教音乐等进行录音、录像和整理研究。

    身为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江明惇除了关注民族音乐遗产，也一直在关注民间文艺的收集和研究。“记得上海民间艺术博览会举行期间，我第一次去找上海松江顾绣，竟然没找到，第二次去时才看到，而且是在二楼的一个小角落里发现的，也没有人来讲解。”江明惇失落地说：“其实松江的顾绣比苏绣更要细致，它的一根丝线往往要擘成十几道丝，可惜这种绝活快要失传了。”

    如今，已经79岁的江明惇，仍没有离开音乐教育事业。虽年事已高，却从不懈怠，仍孜孜不倦地培养音乐新秀，为社会输送优秀的音乐教育、理论人才。

    谈起民族音乐抢救，他心有戚戚焉：“抢救民族音乐遗产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作，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是不多了。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专业人士加入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能将我国璀璨的民间传统文化好好地保存、继承、弘扬。”

    照片由宁波大学音乐学院沈浩杰副教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