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苍

    半年前，偶然去单位，看见一位同事桌上放着一本《王阳明》。我说，他的“心学”虽闻名遐迩，但属于唯心论，不值一读。同事问我，你读过没有？倘若没看过，不要轻易下结论，拿去看了再说。我连忙捧书在手里，不想坏了她的好心。

    《王阳明》一书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由胡越先生写的《王阳明的生平》；第二部分由王勉三先生写的《王阳明的生活》；第三部分由梁启超写的《王阳明“心学”主旨“知行合一之教”》；第四部分由太虚大师写的《王阳明论》。全书文言笔法，词句难懂，我古文功底浅薄，只能逐字逐句，逐条逐段，耐心、细致、缓慢拜读，以免囫囵吞枣。反正闲着无事，乘天热，一面摇芭蕉扇，一面默念，不放过一个字句。经过通读，我发觉王阳明“心学”论理分明，词章精辟，底气十足，直抒胸怀，不仅针对当时社会，而且对当今社会起到教育与促进作用。

    王阳明（1472-1529）字伯安，自号阳明子。人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祖居山东琅琊，祖父王天叙，胸次洒落，吟歌自得，时人拥戴。父亲王华，人称“龙山公”，中过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说明王阳明属于“官二代”，是要风得风，要水得水的富家子弟。

    “心学”，是王阳明人生道路上百般坎坷的真实写照，在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创立而成。这一学说，印证了孟子“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精辟名言，正因为他接受艰难困苦磨练，才产生了举世闻名的“心学”理论。

    纵观王阳明人生轨迹，可谓生不逢时。当时，朝中宦官专权，皇权失控，以刘瑾为代表的“八大太监”专横跋扈，是非颠倒，黑白难辨，文官贪赃枉法，武将贪生怕死，民心浮动，国势衰弱。王阳明十五岁赋诗警世，二十岁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三十五岁心怀雄才大略，因文笔犀利，鞭挞宦官，得罪了刘瑾。于是，被立案捉拿，鞭杖四十大板，差点送掉性命。幸亏贤士求情，得免一死，贬谪贵州省文县龙场。刘瑾不死心，欲置王阳明于死地，多次派人暗杀，终因王阳明命不该绝，屡屡逃脱。

    那时的贵州龙场，偏僻荒野，人烟稀少，难以生存。王阳明居住石穴，以树皮遮身，野菜充饥，过着原始人生活。如此恶劣条件，他丝毫没有动摇“立德、立言、立功”信念，主动结交当地土著族人，宣讲“知良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等学术理论，创立“良知哲学”，并深入浅出地将“心学”归纳成四句话：“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许多内地有识志士不畏困苦，前去拜访，追求“心学”理论，和王阳明一起推广。

    王阳明还联系印度佛教教义，把“心学”与我国儒、道、佛“三教”合成一体，自成体系，其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当时大教育家、大理学家朱熹和陆九渊等人。他以“心即理”“致良知”“诚意”“格物”等为主要内容，集孔孟“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之大成。探究这一理论，体现三方面：其一，“知行合一”是“心学”的主旨。王阳明在“心学”中提出不少理论，比如“知良知”“天人合一”“致知格物”等。他把整个学术归结为——“知行合一”；其二，阐明知行关系，“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其三，知行之间，凸现行为重点。他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是知。”

    那么，“心学”对现实有何作用呢？本人认为：一方面，唤起“良知”，修心养性。它启迪人种善根，行善事，结善果，教育、激励、鼓舞和挽救人。另一方面，针砭歪风，摈弃邪恶。“心学”强调“良知格物”，切中社会存在的分配不均，贫富悬殊等弊端，引导社会摈弃邪恶，清肠排毒，张扬社会正能量。

    我国近代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梁启超，民国时期著名作家王勉三以及近代佛教大家太虚大师，都认为王阳明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军事家、政治家和哲学家。自从张苍水将“心学”传播至日本后，至今日韩等国仍将“心学”视为精神财富予以传播与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