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鸣达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人也许会提出异议,奉化已是宁波的一个区,是宁波的一部分,有什么距离。若一定要讲距离,应该是奉化到宁波中心城区的距离。然而,为了阐述的方便和历史的情结,我觉得还是这个题目妥当。 曾经,奉化到宁波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去一趟宁波,等于出一次远门;想做宁波人,那是在做梦。生长在奉化山区的农民很多一辈子没到过宁波。一友年少时算命的说他长大后将在府台工作,友不解何为府台,被告知就是像宁波这样的地方。友听后哈哈大笑,以为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天方夜谭。 “文革”期间学生大串联,我与几位同学结伴而行,从溪口到宁波整整走了一天。一次,哥哥拉手拉车去宁波,车上装着近千斤的香樟树树根,从村里拉到溪口已走了40里路,颇觉吃力,找到正在溪口初中读书的我,要我帮忙。哥俩一个在前拉,一个在后推,直到次日天蒙蒙亮才走到宁波。 有一年的春节,我从部队探亲回家,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了宁波,急步赶到汽车南站,途经家乡一天3个班次的长途汽车车票早已售完。无奈乘上到溪口的客车,下车后,肩背两个大包沿着公路向家里走。途中遇一手扶拖拉机搭我到下跸驻村,在村里找熟人借了一辆自行车,摸黑骑行6里。到家时,一家人已经睡了。 以上说的是奉化到宁波的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更值得一提的是奉化到宁波的身份地位距离和心理距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奉化与宁波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在人们的心中,宁波是大城市,奉化是小县城,宁波人是城市人,奉化人是乡下人。奉化人若能在宁波工作,并拥有宁波户籍,那是一件十分荣光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受过国民教育,获得学士、硕士学位的我很想在宁波落脚,宁波也有不少单位愿意接受我。但负责军转干部分配的主管部门态度坚决:军转干部一律三回,回原籍所在地,回入伍所在地,回配偶所在地。90年代我从奉化调到宁波市区工作,然妻子的工作及全家的户口直到一年后才解决。那时市专设“人口控制办公室”,一季度开会一次,专题研究户籍迁入问题。凡是不符合当时有关规定的,一律不得迁入。可见要进宁波有多难。 如果说,奉化到宁波的空间距离,少则几十里,多则上百里;时间距离,坐车以小时计,走路以天计。那么,身份地位和心理上的距离则不可以量计。有的一心想成为宁波人,走了一辈子,还是迈不进宁波的大门;有的虽然在宁波落脚工作,但户籍问题始终是一道跨不过的槛;即使如我辈在宁波工作落户多年,无论在哪里,当有人问起“哪里人”时,总是脱口而出“奉化人”。因为在心理上从未认同过自己是宁波人。 2016年11月17日,是每一个奉化人值得牢记的日子。这一天,奉化撤市设区,设置县治历时千余年的奉化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成为宁波市内辖区。一瞬间,奉化人成了宁波人,籍贯一栏中的“奉化”改成了“宁波”。也许,这一天来得太快、太突然,许多人一时还不适应、不习惯,说什么改个名字有什么意思,“市”比“区”更响亮。然而,一年来的事实告诉人们,撤市设区绝不是一个名字的更改,带来的是全方位、实质性的变化。尽管奉化的地域位置未变,区域面积未变,也就是说原来意义上的奉化到宁波的空间距离未变。但是,奉化城区的路宽了、楼高了、灯亮了,宁波中心城区居民到奉化买房的多了,宁波卷烟厂、浙江医药学校等一批大项目落户奉化,轻轨城际铁路开建,机场路高架延伸段开工,宁南物流园区方兴未艾,宁波到奉化各地的公交车开通……奉化与宁波的空间在连接,奉化到宁波的时间在缩短,奉化人与宁波人的身份差异与心理距离在消失,同城效应日益明显。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我哥哥在心理与行动上的变化。撤市设区前,我多次邀请哥哥到宁波走走,他总是推托不来,说什么来回的路费就够自己好好吃一顿了,既费时又费钱。撤市设区后,哥哥常常带着自家种的新鲜蔬菜不请自来。他办了一张公交卡,从家门口坐公交到溪口,再转来宁波的公交车,往返既便捷又便宜。他笑着说:“再过一年多就满70周岁了,到时办张老年免费乘车卡,到宁波来得还要勤呢。” 历史上,鄞县曾经孕育了宁波,后来“儿子”成了“老子”,鄞县让出了中心城区。今天,宁波接纳了奉化,明天的奉化将如何?历史的长河川流不息,滚滚向前。随着城市发展战略从三江口到象山港的转移,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待以时日,拥有独特地理位置优势和人文荟萃之地的奉化,一定能够成为宁波大都市又一个新的中心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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