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静波 中篇小说《借命而生》可谓是青年作家石一枫在近年创作上的创新之作,在叙述上开始以第三者的角度写故事,并将之演绎成宏大的叙事。作者用二十年的时间跨度,以普通人身边发生的故事为轨迹,在勾勒人物命运的同时,呈现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起伏跌宕的历史。 作者采用了一个特殊的视角:看守所。上世纪80年代末,刚从大学校门迈出的杜湘东曾是位有理想、有追求的优秀警察,十分渴望实现个人的价值,“他当年考警校想的是立功,是破案,是风霜雪雨搏激流和少年壮志不言愁”,“各项考核成绩全队前三名,擒拿格斗在省级比赛里拿过名次”,不甘心囿于乏味的看守所内。在环境和时间面前,他的激情虽然在慢慢消逝,但心中时有不甘。自出现管教对象姚斌彬、许文革越狱事件后,给他带来了长久的失败感,自此萎靡不振,用妻子刘芬芳的话说,是“矮了一截”。其实,它只是杜湘东变化中的一根导火索,按照杜湘东的期望与工作、生活上的落差,他迟早会因失望而发生这种改变——将自己变成曾经讨厌和怜悯的、无所事事的同事老吴。以至后来,当年那个曾主动申请到一线、到困难岗位上去的热血青年早已难以寻觅,代之以只想留在登记处,图个舒服的大爷。 但是,他心中潜在的英雄主义情怀,还会时被姚斌彬和许文革所激发,他在关心姚斌彬母亲的同时,也不放过丝毫监视并抓住许文革的机会。 小说中的许文革、姚斌彬其实是有理想、敢追求的青年。20年前,为了“活得和以前不一样,活得和我们的爹妈不一样”,他们积极准备,想方设法要变成有本事的人,从车床铣床上手,没日没夜下苦功夫,研究机器的构造原理,刚想研究汽车发动机时,却被当作盗窃犯送到监狱,从此再也无法摆脱笼罩在身上的罪名。他们在实施逃跑时,姚斌彬为了掩护杜湘东,被抓住判处死刑。许文革虽然侥幸逃脱,但从此隐姓埋名,饱受苦难,却变得更加坚强,他明白“一个人背着两人的命,得替他(姚斌彬)活成他想要的那副模样”,他抓住时代的脉搏,终于成为成功人士,又通过自首洗白了自己。只是当改革的浪潮再一次袭击时,他被冲下岸来,曾经的先行者面临被淘汰的结局,万念俱灰之下他选择了自杀,而念念不忘将他绳之以法、追捕他20年的杜湘东却成了他的救命恩人。 最终人物的命运如何?小说的结尾并未解决问题,但杜湘东终于明白,自己也如许文革一般借命而生,“那伴随了他多年的憋闷也在此时一扫而空。” 在阅读过程中,我几度限入这样的疑惑:他们究竟是先行者,还是被淘汰者?是英雄主义,还是悲情主义?应该是两者皆而有之吧。他们跻身在时代的洪流中,有成功,有失败,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在描写杜湘东和姚斌彬、许文革三人不同的人生道路中,更是拓宽了小说的视野,涉及诸如司法、国企、资本等方面的改革……这些就像一朵朵浪花,共同完成了这多声部的合奏。 小说引用了苏联歌曲《山楂树》之恋,“我却没法分辨,我终日不安/他俩勇敢和可爱呀,全部一个样/……/现在两人一个死了,一个回来了”,颇有深意。不仅仅因为故事情节的相像,更是暗合了《借命而生》的寓意,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结尾处的这段话:“他(杜湘东)还觉得不止许文革,就连自己的这条命也是借来的,向姚斌彬借,向许文革借……向这世上的所有人借”,也许意味着《借命而生》的主题还有另一层含义:世上的每一个人,都互为依存。 “男人战斗,然后失败,但他们所为之战斗过的东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是的,只要战斗过,就会在世上留下痕迹,而任何一代人的历史都是岁月赋予的,小说的人物,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把自己的日子过成了史诗”,而作者的任务是“通过一个合适的故事,对自己经历过的时代变迁做一些遥望和梳理”,从而为这个时代留下了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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