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志芳

    每每翻看藏书藏资料的老木箱，总会看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用完的粮票、油票、肉票、糖票、布票等票证，当孩子们奇怪地发问“要这些干什么”时，我会一本正经地告诉他们：“别小看这些票证，40多年前，吃、穿、用，样样离不开它。”

    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每逢周末或月末，大桥沙滩街粮站和城里厢资福庙粮站就会上演这样一幕：粮站前排起“长龙”，大人们揣着购粮证、粮票、钞票，拎着米袋，专心致志地看过秤杆的准星，小心翼翼地扎紧、背起口粮米袋，去给一家老小充饥填肚。

    计划经济年代，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奉化与全国各地一样生产物资紧缺，生活用品供应紧张，五花八门的票证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粮票、肉票、布票、盐票、油票、糖票、蛋票等等票证就如第二货币，许多生活必须品需持“人民币﹢票证”共同使用，才能买到。那个年代的当家人成天精心管理着各种各样的票证，谁家要是把票证丢失了，就意味着当月或当季买不了该类生活必须品，也就难以维持日常生活。这种凭票购物方式在当今六七十岁以上的人心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

    我在孩提时代使用过的许多票证中要数粮票最珍贵。粮票是自身没有价值的票证，但凭粮票可买到国家牌价粮食。我清楚地记得，粮票有“定额粮票”“周转粮票”和“流动粮票”之分。“流动粮票”中又有“全国粮票”“浙江粮票”和“本地粮票”之分。大人如果去外省出差，需单位打证明后方可到粮站调“全国粮票”，去省内外县出差，到单位打证明后调换“浙江粮票”。农业户口的人如果要跨地区打工、读书或出差，就要到当地粮食管理部门打“搭伙证”。那时“全国粮票”最吃香，其次是“浙江粮票”，“搭伙证”最低廉。流动粮票又分10市斤、5市斤、3市斤、2市斤、1市斤、半市斤（5市两）、2市两、1市两，还有半市两的。那时父母们把粮票看得比钱还重要，因为不仅是粮食，购买粮食制品也须用到粮票。比如买一根油条要3分钱半两粮票，买一个包子要5分钱1两粮票。在被人们称为“饿得慌”的那几年，城镇居民按年龄大小每月只定额18至25市斤，加之油气少、底子亏，一般每户人家吃不到20天就会断粮。稍有钱的人家就买议价粮、黑市粮或其他杂粮。多数家庭则用番薯、土豆、草子麦果及糠饼当饭，更困难的还得上山挖树根、野菜充饥。由于经常挨饿，加之营养不良，当时城乡居民中生浮肿病的人特别多。上世纪70年代中期，城里居民定量依然根据性别、年龄、工种而定，一般男性成年人每月定量32斤。

    人们生活的日用品票证按户口、人头发放，城镇居民多一点，农民供应数要比居民少。居民除发生活票证外，还发“购货券”，用于买一些布料、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之类的高档商品。我记得买一块上海牌手表约需20张“购货券”，买一块瑞士进口手表约需50张“购货券”。1974年我结婚时用的一块上海牌手表、一只三五牌台钟和一架红灯牌收音机，还是我托人在上海起早凭票排长队“抢购”的。

    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工业和农业迅速发展，粮食和其他日用品日益丰富。上世纪80年代初，禽蛋蔬菜价格逐渐放开，一些工业品也逐步达到了供需平衡。从1984年开始，以布票为首的各种票证逐渐离开流通领域。到1993年，随着最后一种票证——粮票被取消，票证退出了历史舞台。奉化从此摆脱和告别了票证所代表的物质匮乏时代，那些曾经是人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票证也因此成了历史的记忆。

    方寸票证，见证了时代变迁。改革开放让人们远离商品短缺，摆脱各种票证的束缚。如今，奉化市场上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网购更是发达，购物变得轻松、便捷，甚至成为一种享受。当然，那些与我同龄的人和曾经使用过票证的人们，不仅对那段旧时光的记忆刻骨铭心，而且也充分理解计划经济体制下商品短缺时期实行票证制度对稳定市场和社会、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也发挥过积极作用，随着市场的繁荣和经济体制的转变，它的淡出也必将成为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