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景小芳

    回首奉化改革开放40年，围绕农村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此期间，农村信用社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它来自于农民、扎根于“三农”的天然属性和血脉基因，成为联系农民最好的金融纽带、农村金融主力军。

    现任奉化农商银行董事长姜永福，1978年开始投身于农信事业，亲眼见证了广袤农村变化的他，向记者分享起奉化农村金融业40年的发展历程。

    说起奉化农商银行的历史沿革，有一个词是最恰当不过的——“命运多舛”。1953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规定，“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农民供销合作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农村合作化的三种形式。”全国各地纷纷试办信用互助组。1954年4月1日，白杜乡信用合作社的成立，标志着奉化农村金融事业拉开了序幕。

    有过成立初期的革命激情、困难时期的曲折磨难、探索时期的砥砺前行，但当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勇立潮头、猛进如潮的浙江，在计划经济轨道上行驶多年的列车，缓缓驶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道，奉化农村信用社也走上了希望的田野。

    1979年，农信社在历经人民公社时期后开始由农业银行代管，作为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向乡镇企业投放了大量贷款。

    “刚进银行，三尺柜台，一把算盘，一本账册，一只铁皮箱，便是全部的家当。”尽管办公设施简陋，但仍吸引了一批敢于吃苦敢于拼闯的有志青年投身农村金融事业。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方桥乡镇企业发展尤为迅猛，缝纫机厂、手表厂、砖瓦厂、农机厂……奉化农村信用社见证了奉化第一代民营企业的崛起。“有多少农民是从我们信用社办理的第一笔贷款，从而走上了创办企业、发展企业的道路。”姜永福感慨地说，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却给奉化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1982年底召开的农业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上，确定信用社“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克服‘官办’和吃‘大锅饭’的状况，要按照集体金融组织性质来办信用社”，并开始进行恢复信用社“三性”，即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业务经营上的灵活性的改革。

    随着奉化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从原来简陋的家庭办公，到后来向政府租下敞亮的新办公楼，奉化农村信用社正一步步壮大。1996年，农信社与农业银行脱钩，接受央行的监督和管理，由此加快发展步伐。期间，通过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评定“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等方式，拓展金融服务空间，逐渐成为联系农民最好的金融纽带。

    最近一次的农信社改革始于2003年，中央政府以1650亿元票据置换其历史沉淀下来的不良贷款，这被称为“花钱买机制”；同时，中央将农信社行业管理权下放到省政府，各省陆续成立省级联社行使行业管理权。这一轮改革，是农信社成立以来最具创新性的体制机制变革，让农信社系统基本摆脱掉了历史枷锁的束缚，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机遇。而奉化农信社置换金额达3746万元，成为全国首家完成票据置换的单位，实现了脱胎换骨、翻天覆地的巨变。“没有了历史包袱，不仅信用社效益猛增，员工也士气大振。”姜永福对那段日子也记忆犹新。

    2004年12月16日，奉化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业，成为一家主要为“三农”服务的股份合作制社区型地方金融机构。2013年11月6日，奉化农商银行正式开业，完成了从农村信用社转制农村商业银行的“全程跑”。改名不改姓，改制不改向，按照公司法的规范和现代商业银行成熟的公司治理经验，以“知行有为”企业文化为引领，努力打造“阿拉自家的银行”，目标客户精准定位于农业、农村、农户、城乡居民、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和部分优质大型客户。

    近年来，奉化农商银行从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型，“银医通”“缴费通”“一码通”等“互联网+”数字金融产品的相继推进，让更多农民体验到数字时代的便捷。在普惠金融、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奉化农商银行紧扣“支农、支小、支实”的主定位，加大对绿色金融、金融扶贫及优质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整村授信、整村批发”信贷服务新模式，以及“三位一体惠农贷”“科技贷”“创客贷”“惠渔贷”“红色创业贷”“养老贷”等特色金融产品，充分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进一步推动政银、银企等多方合作，为奉化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随之变化的，是奉化农商银行存款规模不断刷新，截至目前已超过146.1亿元，是1996年同期的近2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