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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喜欢阅读止庵的文章，究其原因，则是根于止庵文章思考的深刻性和感受的独特性。正如止庵自己在文章中所说的：“我的文章从未以描写生活或介绍知识为终极目的，我更看重的是对它们的思考与感受。”

    《如面谈》，此为第三次印刷出版，每次再版，都有必要的抽换和补充，但其主体却没有改变，只能说内容更加丰富、充实了。这次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再版的《如面谈》，内容大致分为三部分：思想之什、读书之什、怀人之什及其他。

    “思想之什”，似乎，最能彰显止庵文章思想的深刻性。在这组文章中，止庵对“生老病死”等生命本质的问题作出了思考和解读，特别是关于“生死”问题。

    “死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一个悲苦、绝望的永恒话题。可，“死亡”的本质意义何在？

    止庵认为：“生命的目的，就是为他自己寻找一种可能性。”于是，止庵就把“死”的本质，理解为一种“不再可能。”

    他说：“从根本上讲，我把死理解为不再可能。生意味着总有机会，甭管它是好是坏，也甭管它实现的几率有多大，总归是有这个可能性；死则是所有可能性的终结。……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对于一个活人来说确实如此，但是死把所有的路都给绝了。”

    那么，又该如何理解“生”与“死”的关系呢？

    对之，止庵借助于分析孔子的两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未知生，焉知死？”强调从圣人的角度看，总是把“生”置于“死”之前，于是，他就认为，人活着，是应该“最大限度地张扬生”的。换句话来说，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实现“生”的价值，如此，活着的人，就可以“撞破生死之间的铁壁”。

    说到底，“死”的意义不在于“死”本身，而在于唤醒人对“生”的希望，让人更加珍惜生命，更深刻地去体悟“生”的意义。

    “读书之什”，是谈读书的。内容包括作家评论、书评、序跋等，不过，一以贯之的却是止庵的“文体意识”，特别是对散文文体的解读和认知。

    止庵的这组文章，大部分写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彼时，正处于对传统散文观念进行解构的时期，特别是对“杨朔散文抒情模式”的解构。

    止庵说：“抒情散文曾经那么长时间一‘花’独放，以至于平常我们一提到散文就肯定是指这类东西，现在想来，这真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一个假字，一个空字，正是在其中得到恶性膨胀。”

    很显然，他认为杨朔式的传统散文“抒情”，充满了“假”和“空”，于是，“反浪漫”，就成为了止庵一直坚持的一点。他反对做作、浮躁、夸饰，反对滥抒情、煞有介事、言之无物等文风。基于此，止庵就极其赞赏杨绛文革后的散文（以《干校六记》为例），因为她的散文不“虚夸、浮躁、雕饰”，彰显着平实、朴素、准确的特性，能够“很自然地以最朴素的手段去表现最实在的东西”。

    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止庵认为，散文的语言之美，应该体现在“准确、朴素、精炼”上，而不是其他。于是，止庵在散文写作上，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追求风格：“我追求平和、淡远、含蓄、意在言外，有苦涩味，或者说是‘抒情的阻遏’；喜欢文章写的多少有点‘拙’，舒展，疏散。”

    这一风格追求，也就决定了止庵自己的散文特点。止庵自己的文章，几乎没有抒情，多的是丰富材料的论证，是对问题的深刻思考下的议论。纵使在第三部分“怀人之什及其他”中，写亲情、师情、友情，偶有抒情之笔，亦是情之所至，水到渠成。例如《最后的日子》一文，在叙述了父亲的方方面面后，情不自禁地写道：“父亲去世后，有一天我一个人回想他的一生，我想那像是一条远方流来的河，从竹林与黄桷树隐蔽的地方，从石板桥与黄泥路，从炊烟、蝉鸣与阳光里，那么一个迷蒙的所在，流涌而来的一条大河。”

    由于议论的成分增加，也就使得止庵的文章与别人相比，于表面的朴素、平淡之下，却彰显出格外的沉郁、深刻，内敛、隽永，和滞涩、凝重。

    因此，止庵的文章，是值得人们去反复阅读、咀嚼的；也是，很能值得人们去沉吟、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