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曙

    我有一间祖传老屋。

    祖父在老屋抚养大了二子二女，父亲抚养大了一子二女，我抚养大了一子四女，三代人对老屋情有独钟。直至1990年仲春，我才依依不舍地乔迁新居。弹指一挥间，已近30个春秋。现在，我经历岁月的磨练，老了，老屋也经历300多年的风风雨雨，旧了。每每重返老屋，便会触景生情，过往的岁月在脑海中翻涌。

    老屋在古村马头老酒坊阊门内，阊门内有近40间楼房、10间平房，间间栗树栋梁，梓树横条，杉树屋柱，户户斗拱结构，具有“墙倒屋不倒”的清代建筑风格。院内五个天井、青石铺地。两个厅堂，高大宽敞。六道马头墙，高高耸起。大门花岗石框，飞檐翘角，气势雄伟，古朴美观。当地有句戏言：“前世修到，马头老酒坊”，意思是说前世修了足够多的福报，今生才能住马头的老酒坊，因此我为有这样的老屋而感到幸运和自豪。

    现在，老屋已无人居住，里面放着几代人用过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家什：陈旧木床、笨重衣柜、抽斗八仙、果桶提桶、竹箩竹簟，以及扒纱车、纺纱车、打麻车等，上面均已布满了一层厚厚的灰尘，老伴说这些已是古董了，要留给下辈人看看，是宝贵的传家宝。

    父亲年轻时，家里吃饭的人多，住房也紧张，就在老屋西边的空地上造了一间小屋（称之为“批檐”）做厨房，打了一坛又高又大的三眼灶，放置一口“尺六”、两口“尺八”锅，分别用于煮菜、煮饭、煮饲料。那时我们一家八口人，一人每餐两碗饭，就得十六碗。加上蒸芋艿、番薯等杂食，有时在“尺八”锅上面还得垫上用稻草做的圈垫（“镬里笼”），再盖上锅盖，高高耸起，远望似个“小碉堡”。灶头的一角是一口水缸，旁边是一只竹制羹橱，下层摆碗碟，上层放小菜，再旁边是一口咸齑缸，里面的雪里蕻咸齑是全家人的下饭菜，燥咸齑拌上半勺猪油，就是塞饭榔头了。

    记得有一年，父亲买来一只杂交小白猪，他把猪放到灶间，点上一支香，毕恭毕敬地向“灶神爷”祈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猪长得像灶头一样大。”我在一旁暗暗发笑，说这是迷信。父亲却严厉地训斥：“你晓得个屁，阿拉全靠灶神爷。”说来也巧，那只猪养一年，到供销社卖掉，一称竟有365斤，全家人喜出望外。第二年，父亲又买来一只本地小黑猪，照例先到灶神爷地方报到。结果，养了一年一个月，只有120斤，全家人垂头丧气。之后，父亲就不相信灶神爷了。

    老屋在大院西夹厢的最后一间，小天井里有一个用石条砌成的长方形花坛，四个石柱上有四只威武的石狮子。每年春秋时节，花卉茂盛、蜂蝶飞舞，为老屋增添了几分秀色，好不惬意。但生活在老屋也有诸多不便，比如挑水。我小时家里吃水用水全由身强力壮的父亲一人承担。后来，父亲老了，我长大了，于是我接过父亲用过几十年的毛竹扁担和两只杉木水桶，承担了挑水的任务。家离水井有一段长长的路，到了院子，还需跨4道石槛，6个石阶，过两条昏暗弄道，东撞西撞，每挑一担，我总气喘喘，腰酸酸。有好几次，我一脚踏在横卧在弄道上的肥猪身上，猪蹿、人倒、桶裂，成了“落汤鸡”，真是“谁知缸中水，滴滴皆辛苦”。后来，我们在灶头边挖了一口小小的井，挑水的负担就轻了许多。

    老屋曾受过一次惨重的创伤。那是1956年农历六月廿五，一个12级强台风在象山港登陆。半夜时分，暴雨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大地，老屋瓦片被掀翻，大墙被刮倒，烟囱被折断，屋内雨水如注，吓得我们一家人手足无措，躲在八仙桌下过了一夜。台风过后老屋已是百孔千疮，一片狼藉，父亲东挪西借，凑足资金，将屋子修缮一新，老屋才恢复了元气。

    时过境迁，前几年村里挖掘马头村的历史，发展乡村旅游，这些老屋也“沾了光”，族人出资出力重修了古宅大院，老酒坊展了新颜，去年还被评为“宁波市最美民居古宅”，我的老屋也成了“非遗作品陈列室”，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一日，我在老屋门口编织草鞋，来了大批在甬的外国学生，其间有位高鼻梁长个子的乌克兰女学生在门前驻足良久，用相机拍下了老屋古朴的门窗和陈旧的家什。然后，她要了一双草鞋，我替她穿上，她很亲热地俯下身子拥抱了我一下，羞得我满面通红。离开时，她笑盈盈地用俄语说：“司罢先罢（谢谢）。”我也用俄语回敬她：“达司维大尼亚（再见）。”又有一年，老屋被布置一新，电影《雏鸟的天空》在此拍摄了宝贵的镜头。又过半载，电影《烛仙》也在老屋取景，我看后更是喜不自胜。

    漫漫天地，悠悠岁月，老屋已有三百多岁，如今它焕发了新的活力，被外国朋友参观，被搬上银幕，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